日本律令的研究

日本律令的研究

日本四天王寺国际佛教大学 须原祥二副教授

(方琳琳 整理)

前言

“律令制”是日本史研究领域的一个概念，是古代东亚世界的构成要素。律，相当于刑法，大抵模仿唐律，但是吸收了日本固有维持秩序的制度；令，相当于行，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备受重视。格，是律令条文应时势而作出的改变，是暂定的；式，则是细则。七世纪初的诸项改革（推古朝改革—大化革新），为律令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701年《大宝律令》的制定，是大化革新以来各朝法制建设的必然总结，也是吸收和消化唐制的结果，标志着日本集权封建制度的确立。

日本学者想考察中国是何时确立律令制度的，却发现中国史学界不太提“律令制”这个概念。在中国，律令是礼、习惯法等诸法，与法家、儒家的法思想合并成的，属于中国法的一部分（石上1992）。中国是以“律”为中心的，令和格式都是从“律”为中心的，令和，其作用是贯格式都是从“律”派生出来的副法（池田1967）。律令在中国（秦汉—明清）

，作为国家法具有优越穿时代的（宫崎1977）。律令法在特定的时代（魏晋南北朝—隋唐）。 性（中田薰1951、仁井田1962、池田1967）

目前在日本古代史研究中的律令制研究，是关注日、唐律令的差异，藉此发现日本律令的独特性，并以此探讨日本古代天皇制的固有形态。日本律令的研究方法，是一种和中国律令相比较的研究方法。日本学者们从有限的残存史料中复原中日律令，再参照中日的社会构造，历史条件，对其内容进行探讨，这项工作已经进行了大约五十多年。这次演讲的内容， 石上英一：《律令国家論》（1993年）、《比較律令制論》（1992），两篇论文都收入其《律令国家と社会構造》造》（名著刊行会，1996年）一书。 2

池田温：《中国律令と官人機構》（《前近代アジアの法と社会》、劲草书房、1967）、《律令官制の成立》（《岩波講座世界歴史5》、岩波书店、1970年）、《中国古代籍帳研究》（东大出版会、1979年）、《唐令と日本令（一）～（三）》（《创価大学人文論集》七·十一·十二，1995、1999、2000年）、《律令制》（谷川道雄等编《魏晋南北朝隋唐時代史の基本問題》、汲古书院、1997年）。 3

宫崎市定：《中国史》上·下、岩波书店，1977、1978年。律令研究会编《訳注日本律令五～八》唐律疏议訳注篇一～四、东京堂出版、1979-1996年。 4

中田薰：《古法雑観》《支那における律令法系の発達について》（收入《法制史論集》四、岩波书店、19年》。 5

仁井田陞《唐令拾遺》（东大出版会、1933年）、《中国法制史研究》（东大出版会、1959-年）、池田温编集代表《唐令拾遺補》（东大出版会、199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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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对至今诸家学说的一个总结，详情请见参考文献。

一、日中的律令格式

（1）中国的律令格式（图1-图5）

●《法经》六篇（战国）、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秦律十八种》） 《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有体系的法典形式的著作。是魏国的李悝（前455-前《法经》一书的395年）“集诸国刑典”而作，在中国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主要内容包括“盗、贼、囚、捕、杂、具”六法，现已失传。其后商鞅在秦国变法，奉行《法经》，改法为律，称为“秦律”。汉《九章律》是在《法经》六篇之末加上户、兴、厩三篇而成。自此以后，历代律典几乎都是以前代律典为基础，加以损益而成，因此可以认为，整个封建社会反映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律，都是从《法经》六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秦统治者奉行法家学说，任法为治，于《法经》六篇之外还颁布了大量法令，其范围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简，载有《秦律十八种》、《法律答问》和《封诊式》等法律文书，其内容涉及农业、手工业、商业、徭戍赋敛、军爵赏赐、官吏任免以及什伍组织等各个方面，证实了秦“莫不皆有法式”的说法。

●萧何的《九章律》、曹操的令

汉承秦制，萧何《九章律》的前六章就是《秦律》，也就是李悝的《法经》，后三篇才是萧何的新制。《九章律》的内容分别是：第一章《盗律》，是有关强盗、窃盗的处罚条文，即保护私有财产的规定。第二章《贼律》，是有关杀人、伤人的处罚条文。第三章《囚律》，是有关拘禁和裁判的条文。第四章《捕律》，是有关逮捕人犯的条文。第五章《杂律》是上述诸律以外各种犯罪的处罚条文。第六章《具律》是有关刑罚加减的条文，大体上和后世的名例律相当。第七章《户律》，是有关户口、婚姻的条文。第八章《兴律》是有关军事的禁令。第九章《厩律》，是有关养马的条文。《九章律》是汉律的核心部分。其后叔孙通等又制定“傍章律”、“越宫律”、“朝律”，合计六十章，此外又颁布科、令（单行法令），以补律之不足，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汉律体系。

汉律经过400年的实施，到了汉魏之际，已处于积弊甚重、非改不可的状态。曹魏对汉律进行了一次大整理，制定了《魏律》十八篇。史称《魏律》从篇目来说，比汉代的正律《九章律》是增多了，但同傍章科令相比，则是大大简化了。此外，《魏律》还作了一系列实质性的改革，如改《具律》为刑名，列于律首：规定五刑，使刑罚进一步规范化：规定八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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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悝（前455-前395年）：子夏的弟子，战国初期的法理学家。曾被魏文侯任用为相，主持变法。其言论见于《汉书·令货志》、《晋书·刑法志》等，《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李子》三十二篇，阐发了他的富国强兵思想，已佚。 2

《秦律十八种》：包括田律、厩苑律、工律、仓律、金布律等。 3

《法律答问》：以答问形式对秦律条文、术语及立法意图的官方有效解释。 4

《封诊式》：审判的则与文字范例。 49

加强了对官僚、贵族的保护：以及连坐的范围，私人复仇等等。这些规定对后世封建法制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泰始律令（公元267年）……中国“律令制”之始（堀1982）

曹魏末年，司马昭为晋王，因前代律令、正文与注解烦杂，遂命大臣贾充等十四人删改《魏律》。晋武帝泰始三年（267），律令制定工作完成，并于次年颁行天下，这一律令称为《晋律》或《泰始律》。公元280年以前，《晋律》主要实行于北方和四川地区，灭吴以后，始推行于全国，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唯一实行于全国的法典。《晋律》以汉魏律为基础，删繁就简，并根据形势有所创新，全律共20篇、620条、27600字。《晋律》比《魏律》更加简要，便于官吏们援引和掌握，对魏晋南北朝各个时期以及隋唐的立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北魏……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东魏……麟趾格，北齐律……十二篇

南北朝是封建割据、列国对峙的时代。南朝沿用晋律，无所进取。而北朝修律，以汉律为宗，并吸取魏晋以来的立法经验，综合比较，择善而从，遂使北朝法律优越于南朝。北魏出现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东魏出现了“格”。“格”是从魏晋的“科”发展而来的，是魏晋以来法律形式的一大变化。《唐六典》卷六注说：“后魏以格代科，于麟趾殿删定，名为”北朝律中的《北齐律》，“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尤为史家所称道。它对后世《麟趾格》。

影响极大，隋唐法典均以其为蓝本。

●开皇律令（与唐律篇日相同，官品令和职员令置首）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代，隋、唐的法制也达到了中国中古法制的最高水平。隋代（581-618）法规制定于隋文帝开皇(581-604)和隋炀帝大业(605-618)两个时期。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建立隋王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局面。他在北周从政多年，目睹严刑峻法之失，故代周以后，以轻代重，制定了比较开明的开皇律、令、格、式，深为后世封建统治者所称道。《开皇律》对唐律影响极大，其内容大部为唐律所吸收。隋炀帝杨广继位后，为了笼络人心，进一步减轻刑罚，重新修订了律、令、格、式，但未认真实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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堀敏一《晋泰始律令の成立》《中国における律令法典の形成》，均收入《律令制と東アジア世界》（汲古书院、1994年）；《中国における律令制の展開》《東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日本古代史講座6》（学生社、1982）。 2

东魏接连改元，始因南兗州获得巨象，称为祯祥。及改年元象，越年册立高欢次女为皇后，营立新宫，复改元兴和。禁民间立寺，改停年格，命百官就麟趾阁议定新制，号为麟趾格，颁敕施行。 3

北齐律：北齐律共12篇。（1）它开创了十二篇的律典体例：《名律》、《禁卫》、《婚户》、《擅兴》、《违制》、《诈伪》、《斗讼》、《贼盗》、《捕断》、《厩牧》、《杂律》。（2）首创了《名例律》的篇目：《刑名》＋《法例》=《名例》。（3）在刑名、罪名方面也有所创新：它确立了“重罪十条”，为后世“十恶”提供了范例；还确立了死、流、徒、鞭、杖五刑，为封建刑罚体系奠定了基础。（4）它以“法令明审，科条简要”著称，隋唐法典均以其为蓝本。意义：1、在当时的立法行动中，《北齐律》的立法水平最高，所取得的成就最大；2、北齐律是一部上承汉魏律之精神，下开隋唐律之先河的重要法典。对后世影响极大。 4

《开皇律》隋文帝于开皇元年（581）命郑译等“上采魏晋刑典，下至齐梁，沿革轻重，取其折衷”，制定新律。开皇三年，又以“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故命苏威、牛弘等更定新律，删繁就简，删去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枷等罪一千余条，留下五百条，计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和断狱，凡十二篇（《隋书·刑法志》）。该律还更定刑名笞、杖、徒、流、死5种，废除前代的鞭刑、枭首、车裂等酷刑和孥戮相坐之法，并规定讯因加杖不过二百，执行杖刑时不得中途易人；又规定“八议”之制，以维护贵族官僚地主的；将北齐的“重罪十条”发展为“十恶”大罪，对破坏封建统治秩序的行为加强。这些都反映了《开皇律》是一部典型的封建法典。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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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业律令》的影响远逊于《开皇律令》。

●《永徽律令》、《永徽律疏》（见须原③的图5唐代律令的编纂）

唐统治者鉴于隋末法重刑繁，招致覆亡的教训，以中典治国，强调持平用法，依律断罪。唐高祖时期，编定了武德七年（624年）律令，律12卷，令31卷（含目录）；太宗时期，编定了贞观十一年（637年）律令格式。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颁布的《永徽律令》，更是达到了律令编纂的高峰。

《永徽律令》是以隋朝的《开皇律》为蓝本而制定的，包括律12卷，令30卷。它体系严整，内容详备，荟萃了历代律典的精华，是中国封建时期一部空前成熟的法典。永徽三年（652），朝廷又命律学人才编纂了《永徽律疏》，对律文作了精辟的阐述和重要的补充，更使《永徽律令》增添了光彩。《永徽律令》可能随遣唐使传入日本，疑为天智天皇时期编纂的《近江令》蓝本。《近江令》对以后的《飞鸟净御原令》（6年）、《大宝律令》（701年）的产生有着深远影响。

武则天统治时期，删改前律24条，颁布垂拱元年（685年）律令格式。唐中宗又定神龙元年（705年）律令格式。唐玄宗时期，一共颁布过三次律令格式。一是开元三年律令格式，715年颁布。据日本学者坂上康俊的意见，开元三年律令可能随第八次遣唐使（717-718年）传入日本，成为日本720年前后编纂的《养老律令》的参照。二是开元七年律令格式，719年颁布，令30卷27篇1546条。可能也移入到日本的《养老律令》中。三是开元二十五年律令格式，详见下文。

●开元二十五年律令格式、律疏

开元二十五年，唐玄宗命李林甫、牛仙客与法官删修《律令格式》成，九月，壬申，颁行之。这是唐代最后一次大规模编修律令，敕、格所占比重较大。现今只有《唐律疏议》（开元二十五年律疏）留存，其余散佚。1999年，上海师范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的戴建国，在宁波天一阁发现了《天圣令》残卷（明抄本）。由于《天圣令》沿用了唐开元二十五年令，所以这次发现对唐代的律令研究也是一个重要补充。

毫无疑问，唐律的研究对于日本律令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不过由于唐律亡佚己久，现存文献中只能找到极少片段，所幸敦煌吐鲁番遗书中保存着几件唐格写本残卷，成为唐朝律令研究的重要依据。详情请见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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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的律令格式

请大家先打开须原⑥，看史料⑦《类聚三代格》中的一段话。《类聚三代格》中的格式 1

《大业律》隋炀帝继位后，于大业二年（606）十月，诏牛纫等修订律令，于大业三年（607）四月颁行。凡十八篇，共五百条。该律规定的刑罚较《开皇律》为轻。《隋书·刑法志》称：“其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其枷杖决罚讯囚之制，并轻于旧。”此外还取消了“十恶”的名目及其中的某些条文，表示“宽刑”。但是随着大规模农动的爆发，隋统治者恢复了磔、裂、枭首甚至夷九族等酷刑，以人民的反抗，而把律典撇在一边。 2

坂上康俊《〈令集解〉に引用された唐の令について》（《九州史学》八五、1986）、《〈令集解〉に引用された唐の格·格後勅について》（《史淵》一二八、1991）、《舶載唐開元令考》（日本歴史）五七八、1996）。 51

序（弘仁格式序）描述了日本律令制定这一划时代的过程。“推古天皇十二年、上宫太子亲作十七个条。国家制法自兹始焉。降至天智天皇元年，制令廿二卷。世人所谓近江朝廷之令也。爰逮文武天皇大寅元年，赠太政大臣正一位，藤原朝臣不比等奉敕撰律六卷，令十一卷。养老二年，复同大臣不比等奉敕更撰律令，各为十卷。今行于世律令是也。”早期的律令徒具律令之名，实为守则。

下面请大家看史料⑧《续日本纪》养老三年十月辛丑条：“降至近江之世，驰张悉借。迄于藤原之朝，颇有增损，由行照改。以为恒法。”

“近江之世，驰张悉借”旨的是《近江令》，“迄于藤原之朝，颇有增損，由行无改。以禹恒法”指的是大宝律令。下面我们来一一详细解说。

●《近江令》

据《藤氏家传》（见史料⑨）记载：天智七年“帝令大臣撰述礼仪、刊定律令。”实际只有令，是从令开始编纂的。《藤氏家传》是8世纪活跃的政治家藤原镰足的传记，由其后裔藤原仲麻吕撰。藤原镰足二子分别为藤原贞慧和藤原不比等，贞慧之子为藤原武智麻吕；藤原武智麻吕之子为仲麻吕。《藤氏家传》包含了自藤原镰足起三代的传记。

关于《近江令》的编纂时间，有两种说法。一说编于天智元年，但《藤氏家传》称《近江令》为天智七年所撰，究竟哪一种是正确的呢?据《日本书纪》记载，白村江海战后，齐明天皇病逝，中大兄皇子并未立即登基，而是以“皇太子称制”的名义，总揽大权，是年为天智元年（此时尚无年号，以天皇名号称）。后来于天智七年（658年）正式即位，后来学者以658年为天智元年，所以称天智元年制律令，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

还有学者怀疑，《近江令》是天智十年制定的，依据是《日本书纪》天智十年正月条（史料11）：“甲辰、东宫太皇弟奉宣、或本云、大友皇子宣命。施行冠位法度之事。大赦天下。法度冠位之名、具载于新律令也。”实际上，此文中的“新律令”指的是《大宝律令》。《日本书纪》的作者生活在奈良时代，大宝律令从撰者角度说为“新律令”。

此外，还有《近江令》非存在说（青木和夫1954、65），理由是《日本书纪》天智十年正月条（史料11）与天智天皇三年条（史料⑩）“天皇命大皇弟、宣增换冠位阶名”重出。如此频繁更换冠位，令人不解．官僚制和班田制是在天武、持统天皇时期得到完善的，详细的律令制度在彼时得到实施。故青木和夫提出，《近江令》真的存在吗? 就算打算编纂《近江令》，能否编纂成功还是个问题。就算存在，实施到何种程度也值得怀疑。他怀疑《藤氏家传》为藤原氏后人吹嘘先祖所作。 请大家看须原③的天皇谱系图。

天武——持统——文武——元明——元正——圣武——孝谦——淳仁——称德——光仁（京都迁都）——桓武——（平安时代诸天皇）

因为平安时代诸天皇为天智天皇系，所以天智天皇成为被尊敬的对象。故青木和夫怀疑， 青木和夫《浄御原令と古代官僚制》、《律令制》（收入其《日本律訟国家論考》、岩波书店、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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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江令》可能是为了夸大天智天皇功绩，实际上并不存在。

●《净御原令》

壬申之乱（672年）后，天武天皇和鸬野皇后取得统治地位，实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685年，宣布更改诸氏的族姓，实行了“八色之姓”。686年又更改爵位之号，实行新的阶位制，遂使有才干的、在“壬申之乱”中有战功的人能够晋级、赐位。690年公布了《考仕令》，规定各级官吏按任职业绩分为九等。天武十年（681年），天皇下令编纂新的最高律令（见史料12“朕今更欲定律令改法式”），定名为《飞鸟净御原朝廷令》，这项工作到持统三年（6年）才正式完成(见史料13)。天武天皇去世后，鸬野皇后于690年正式即位，称持统天皇。持统天皇继承了天智、天武天皇的革新工作，6年6月，她将天武天皇时已编纂的《飞鸟净御原令》22卷，再加以整理并颁布各司，付诸实施。

《飞鸟净御原令》原文今已不存。其施行状况，我们可以从史料14（持统四年）“依考仕令”、史料15“依户令”中看出。《飞鸟净御原令》的内容和后世的《大宝令》近似（见史料19《大宝令》=“大略以净御原朝廷为准正”），但是没有律。由于《日本书纪》上对《近江令》无明确记述，所以近代学者多认为日本的律令制是从《飞鸟净御原令》开始的。

●天武系（奈良时代）和天智系（平安时代）这两个王统（图6） 奈良时代成立……《日本书纪》、《藤氏家传》（藤原仲麻吕等撰） 平安时代成立……《续日本纪》、《弘仁格》

●《大宝律令》

697年8月1日，持统女皇决定让位给自己的孙子、草壁皇子之子(即年仅15岁的文武天皇)。她作为“太上天皇”辅助第42代天皇——文武天皇（697—707年在位）主持朝政。700年，在持统太上皇的辅政之下，文武天皇任命刑部亲王、藤原不比等、粟田真人等撰定律令。在701年正式完成了著名的《大宝律令》，共计律6卷，令11卷。《大宝律令》的制定是日本封建制确立的表现，也是持统天皇的又一重大贡献。

我们可以看一下相关史料。文武四年“读习令文、撰成律条”（史料16），而且对编纂者赐禄（史料17）。大宝元年改定官名、位号（史料18），完成（史料19），颁布诸国（史料20）。大宝二年赐给编纂者功田（史料22）。

《大宝律令》今天已不存，我们看一下随后出现的《养老律令》。

●《养老律令》

715年，文武天皇之姐冰高内亲王即位，是为日本第44代天皇——元正天皇。元正天皇（680—748年）继续发展经济，重视法制建设。718年，在大臣藤原不比等的主持下，在《大宝律令》的基础上，参照唐《永徽令》编纂了《养老律令》。因此时是元正天皇养老二年(见史料⑦和史料22)，故称《养老律令》。

《养老律令》共有律、令各10卷。《养老律令》将701年完成的《大宝律令》当中的冗文赘句删除，也将唐律中不适应日本国情之处加以改动。《养老律令》深受中国唐初的“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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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治天下”、“用刑尤慎”的思想影响。《养老律令》订出后，被放置了近四十年，直到天平宝字元年（757）才公开实施（见史料21）。这也许是为了抄写出多份来分配给各个役所。 学者们怀疑养老二年后，《养老律令》还在继续编纂。理由是：养老六年，赐编纂者功田（见史料23）。奖励编纂者在四年后，有点不合常理。坂上康俊认为，《养老律令》的编纂参照了唐代开元三年令（见图5）；梗本淳一认为，《养老律令》的编纂是对现行法改定的反映，(养老律令》和《大宝律令》的内容大致相同，字句有所变更。 ●三代格式（图4）

律令颁布后，往往以敕、格的形式进行局部修正。临时发布的诏敕和太政官符之类称为“格”；律令和格的施行细目称为“式”。701年(大宝元年)到819年（弘仁十年）的格和式在820年汇编成一部新的法典，称《弘仁格》和《弘仁式》；869年编成《贞观格》（为弘仁格以后的格的集成），871年编成《贞观式》；907年，编成《延喜格》（贞观格以后的格的集成），927年编成《延喜式》。有人认为，平安初期汇集和制定格式，是由于格式具有代替律令的意义，并将平安初期到院政时代这一时期称为格式时代。

●大唐开元礼的受容（史料32及33）（以下内容因时间关系，须原先生略去未细讲） ●《类聚三代格》和《弘仁格抄》

《类聚三代格》……将三代的格按官司部门分类集成，将内容分类进行再编纂。 《弘仁格抄》

●律令注释书的编纂（古记、令释、迹记、朱记、穴记、赞记） ●《令》（史料24、25）

《令》，833年撰，为《养老律令》的公定注释书（准同于法律）。采用了各种各样的私人注释书内容，其中出现的“朱”指《朱记》；“穴云”指《穴记》；“古记”指大宝令的注释书。

●《令集解》（史料26、27）

《令集解》亦为《养老律令》的注释书。撰者为惟宗直本。他集成各家注释之大成，于860—880年左右编纂完成。其中亦出现对《朱记》、《穴记》的引用：“释云”指的是《令释》。 ●《政事要略》（史料28） 略。

二、日唐律令研究的实际

（1）唐律与唐令研究的实际

●《译注日本律令—律本文篇》 ●《唐令拾遗》和《唐令拾遗补》

唐朝律令格式，唯律见保存，若要研究唐朝行政的真实形态，则令、格、式无疑具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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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意义。日本古代模仿唐朝实行律令制，故可依据日令还原唐令。1933年，仁井田陞出版了《唐令拾遗》，极大地推进了唐史研究。此后半个多世纪，许多学者都在深入发掘史料，试图补充还原唐令，但由于仁井田陞已经做了细致的整体收集，故继续此项工程就十分宏大艰难。池田温为仁井田学生，而克绍其业。池田主持的研究班子，集数十年的研究成果和各种新发现史料，历时十余年，著成《唐令拾遗补》，堪称唐代法制史研究划时代的煌煌巨著。在已知中日两国文献范围内，为唐令研究之经典。 ●敦煌、吐鲁番等西域出土文书

近年来，在敦煌发现了唐《职制律》断简。《职制律》是有关官吏设置、选任、失职、渎职等职官管理与惩戒方面的法律。具体请参考刘俊文著《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中华书局，19年版）。

《吐鲁番出土文书》是指吐鲁番古墓葬出土的汉文文书。自1959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葬区，先后发掘了四百五十余座古墓葬，出土了上万片十六国至唐朝的古代文书（包括碎片）。1975年，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由唐长孺教授负责成立了“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主持对这批文书的整理。最后终于整理出读能成文的文书一千八百余件。从1981年1月出版第一册《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开始，到1991年10月完成了录文本全十册的出版。 ●北宋《天圣令》的发现

宋代在“元丰改制”以前只有一次大规模的修令行动，并将其成果刊行。此令就是北宋仁宗天圣年间所成的《天圣令》。《天圣令》篇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八有记载。首篇即为《官品令》。仁井田陞曾将散落在北宋史籍中的《天圣令》辑录出来，并注意到了见于《宋史·舆服志》中的部分《天圣官品令》。1999年，上海师范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的戴建国，在宁波天一阁发现了《天圣令》残卷（明抄本），印证了《天圣令》的第一篇确实为《官《天圣令》共三十卷，现在仅存的是后十卷，即田令、杂令部分。由品令》。但可惜的是，

于《天圣令》沿用了唐开元二十五年令，所以这次发现对唐代的律令研究也是一个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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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律令研究的实际（略去未讲）

●《令羲解》和《令集解》 唐长孺等编《吐鲁番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1-1991年） 其他参考文献：

井上光贞：《日本律令の成立とその注釈書》（思想大系[律令]、岩波书店、1976年） 榎本淳一：《養老試論》（收入笹世晴先生还暦纪念会编《日本律令制論集》上、吉川弘文馆、1993年）。 大津透：《律令法と固有法の秩序》、《格式の成立と摂関期の法》（收入《新大系日本史2 法社会史》、山川出版社、2001年）。

滋賀秀三编：《中国法制史》（东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古瀬奈津子：《仪式における唐礼の继受》、《格式·仪式書编纂》（收入《日本古代王権と儀式》上、吉川弘文馆、1998年）。

戴建国：《天一阁藏明抄本〈官品令〉考》（收入《宋代法制初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2

相关内容可参见仁井田升《唐令拾遺》，中文译本粟静等翻译，长春出版社19年版，第18页。 3

参见戴建国《天一阁藏明抄本官品令考》，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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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波思想大系《律令》 ●《古本令私记》

（3）从律令比较看日唐交流与古代日本社会

●维持了在唐朝已灭亡了的文化

例如，《维城典训》（史料31、史料30）是武则天在位时命学士撰写的官吏训诫，在中国早己失传。但是，此书由大宝年间的遣唐使携回日本，在天平宝字三年与律令格式并列成为的必修（史料31）。而且，该书还被《类聚三代格》采录，在平安时代也具有法律效力。在《弘仁格抄》中，《维城典训》被置于《式部格》的《官吏登用关系格》的开头部分。 此外，武则天创造的一些汉字，在中国也早已不用，但日本仍沿用着。例如“国”的异体字“圀”，在江户时代仍用于人名，如著名的德川光圀。 ●反映日本社会实态的条文（见须原11） 例一：

我们先来看一下史料34（《岩波思想大系·律令·职员令》），了解一下日本的地方支配体系，这是非常具有日本特色之处。地方行政单位分为“国”和“郡”。国相当于中国的州，郡相当于中国的县。国有国司（由派遣来的），国司分为守（长官）、介（次官）、掾（判官）、目（主典，负责整理和处理文书）。郡由郡司进行管理。郡司分大领、少领、主政、主帐。郡司悉从地方豪族中选用，不同于唐代的县令（由派遣）。承认郡司对地方的支配权，这是日本社会的实态。 例二：

请翻到须原④的右上角，摘引自《译注日本律令》的史料： [职五四]监临受供馈

诸监临之官，受猪羊供馈。谓非生者。坐贓谕。强者，依强取监临财物法。

[大宝律]a、户令集解、国郡司条（大系三三三页）。“古记云。……案职制律。监临之官，

强取猪鹿之类者。依强取监临财物法。乞取者坐 谕。受供馈者勿谕。贽亦准此。”

从以上两段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中日社会实态的一些差别，中国的地方官系派遣，如果接受地方上的“猪羊供馈”，则按受贿处理。但日本的国司、郡司是从地方豪族中选拔出来的，所以可以接受[贽]（にえ），即地方的一些贡物。古坟时代的地方豪族，都要向“大王”（天皇）交纳贡物（即[贽]），作为附属的证明。这也许就是古坟时代习俗的残留。此外，供馈之物，中国为“猪羊”，日本多鹿，故为“猪鹿”，这也可以看出两国国情的差别。 史料原文中的小字部分，为律疏。唐律和律疏是分开写的，但日本的律疏作为注，以小字夹排在律文中间。这也是日本的一个特色。 例三：

下面请看须原⑤的右下角，这是《养老令》的中的《学令》，摘自《唐令拾遗补》： “凡人学生、取五位以上子孫、及东西史部子为之。若八位以上子，情顾者 。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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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取郡司子弟为之。大学生式部补。国学生国司补。并取年十三以上、十六以下、聪令者为之。”

“东西史部子”，指的是从朝鲜半岛渡来的文化集团的后代。分为东汉氏（主要在大和国活动，即今奈良一带）、西文氏（主要分布于河内国，即今大阪府）、秦氏（在地方传授织造技术）。

与律相比，中日令的差距更为显著。中国因为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官僚体系，所以无论身份都可入学；但日本只限于少数上层贵族子弟，且有“东西史部”这样世代以文字官职为业的家族。

总之，日本的律令制虽然表面上和中国集权封建体系相似，但实际上天皇的统治仍然依附于地方豪族，而且对从中国传来的律令，进行了适应日本社会现状的种种改动，有些方面仅仅流于形式。

以上就是讲座的全部内容，由于时间紧迫，其中有一部分未及深谈，非常遗憾。感谢大家的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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