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旧址景点介绍

（参观线路：总体介绍—正面浮雕—序厅—展厅）

[总体介绍]

瑞金是圣地、红色故都。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中国党领导工农红军在这里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为弘扬波澜壮阔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反映人民政权所走过的艰难曲折历程，专门兴建了这幢气势恢宏的根据地历史博物馆。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历史纪念馆所处位臵非常优越，不仅交通便利，环境优美，而且是瑞金城范围内的相对至高点，也是登高望远的好地方，站在这里，瑞金景象尽收眼底，极目远眺，龙珠塔、龙峰塔、鹏图塔、凤鸣塔等蕴含瑞金历史文化的四大古塔也清晰可见。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家在以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大地开辟了根据地。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在瑞金叶坪宣告成立，瑞金成为“赤色的首都”和全国苏区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作为瑞金县委第三任成为首任“京官”。从1929年2月瑞金开辟为根据地，到1934年10月红军离开瑞金开始长征，苏区一共在瑞金存续了五年零八个月。新中国大多数第一、二代领导人，开国元帅中除徐向前之外的九位（朱德、陈毅、彭德怀、刘伯承、叶剑英、贺龙、聂荣臻、罗荣恒、林彪），开国大将中除王树声、徐海东、许光达之外的七位（粟裕、陈庚、罗瑞卿、张云逸、肖劲光、黄克诚、谭政），以及1966年以前授衔的中国人民将帅中的35位上将、114位中将和440位少将（其中瑞金籍将军13名），都在瑞金生活、工作、战斗过。瑞金在中国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当年24万人口的瑞金，一共有11万人参军参战，5万人为捐躯，其中1.08万人牺牲在红军长征途中，瑞金有名有姓的烈士17166名。为支持苏区建设和支援红军北上抗日战略转移，从1932年至1934年，瑞金人民一共认购战争公债67.5万元，为红军征粮24.8万担，其中41.5万元公债和捐集的所有粮食无私奉献给了苏维埃。为纪念这段伟大的历史，2004年经批准，在瑞金根据地历史纪念馆的基础上进行改扩建。党的十七大前夕，同志亲自为新馆题写馆名：“根据地历史博物馆”。该馆于党根据地历史博物馆2007年下旬落成，占地面积68亩，建筑面积为10100平方米，建筑面积平方米，陈列了大量珍贵的文物照片，并采用油画、雕塑、场景、多媒体、幻影成像、超现实仿真等先进展陈手段，与10265件文物交辉相映，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传承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 [正面浮雕前]

博物馆正面造型就像一面迎风招展的旗臶。那高耸入云的建筑就是旗杆，也称之为纪念碑，高度为31.117米，它的寓意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于1931年11月7日。碑顶两侧镶嵌着镰刀、斧头、五角星图案，象征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工农当家作主的人民政权。而这扇以花岗岩镶嵌的636平方米巨型浮雕墙

面，就是旗臶的旗面，旗面内浮雕图案主题为《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由三组主浮雕图案与若干小浮雕图案组成。中间的人物肖像浮雕是《伟人风采》，共展示了、朱德、周恩来等24位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创建中有卓越贡献的典型代表；右边浮雕为《土地》，反映是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的热烈、动人场景；左边图案内容为《战略转移》，刻画了中国工农红军为北上抗日，打击日本侵略者，而实行战略大转移，与当地群众难舍难分、依依昔别的动人场面。

在浮雕墙右上角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图案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间“1931.11.7”，左上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形似一本翻开的书，意喻历史翻开了一页，两边内容相互辉映，意义深远。仔细观看整个浮雕墙面，还有一条条弯曲的线形图案，似云似路，并有19颗红五星相配，喻示在1931年至1949年共19年时间里，中国党领导建立的人民政权踏着弯曲艰难之路从瑞金通往北京。 [序厅]

土地战争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党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隆重召开，诞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是中国党领导劳动人民建立的属于自己的国家，是与一切剥削阶级掌握的旧式政权根本不同的新型人民政权，从此，我们党开始了治邦的伟大实践。这个新型的国家颁发了第一部人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大纲》，有了自己的国徽、国旗和军旗，并在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等方面进行探索和尝试。人民政权道路从这里开始，走向延安、西柏坡、最终通向北京，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

这组群雕由青铜铸成，重量达4吨多，由北京天正雕塑壁画有限公司邱军、邱子芸、乔凯平领衔创作。塑造的人物共有17个，有农民、士兵、妇女、儿童代表，走在最前面的是根据地创始人、朱德。整个群雕表现了翻身得的苏区广大工农兵，在党和苏维埃的领导下，喜气洋洋地投入到民主兴政，参政议政和支前参战等各项工作中，为苏维埃甘洒热血的豪迈形象。背面的那堵墙是同志在一苏大会上题词“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这句话充分表明苏维埃政权性质是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国家。 [展厅（前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后，先后统辖了全国13块根据地，4个特区、18个省、4个直属县。党和苏维埃领导军民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武装斗争，实行了土地，进行了政权、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使党学会了治党、治军、治政和治民的艺术，培养和造就了大批治国精英，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机关和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从瑞金出发，离开苏区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在漫漫的长征途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直到1937年陕甘宁边区成立，才光荣地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叶坪红色旅游区

（参观线路：概况—“一苏大会”会址—红军广场—苏区局—国家政治保卫局—红色中华通迅社—红军无线电总队—对外贸易总局—国家银行—国家邮政局） [全景图前总体介绍]

叶坪红色旅游区离市区6公里，景区总面积共有200多亩，现为国家4A级旅游区。史传这里原为叶姓人居住的村庄，故名叶坪，后叶姓日渐衰落，谢姓人家教在此繁荣并发展。80年代为了更好地保护文物，居民全部搬迁到旁边的新村去了。

从1931年9月至1933年4月，这里一直是苏区和苏维埃共和国政治、军事活动的中心，最高领导机关所在地。这里曾经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历史大事件：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这里召开，宣布了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的诞生，在这个大会上被选为临时。

叶坪景区有苏区局、旧址、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烈士纪念亭、红军检阅台、公略亭、博物堡等16处旧址和纪念建筑物，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红军烈士纪念塔、纪念亭、红军检阅台、公略亭、博生堡五大纪念建筑物是“一苏大会”召开后建设的，都是由梁伯台任工程指导，钱壮飞设计的。这五大纪念建筑物均分布在红军广场周围，跟今天的天安门广场周边的建筑分布极为相似，被称为“瑞金的天安门广场”。可以说，看了叶坪旧址群，大家就看到了今天共和国的雏形。1949年在北京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实早在18年前就在瑞金叶坪这个地方进行了一次“伟大预演”。

（下面，请大家随我一起走进这个充满神奇的叶坪村）。

时间回到1930年底—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在、朱德指挥下，连续取得了粉碎三次“围剿”的胜利，使赣西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红军的力量得到增强。1931年9月，和朱德率苏区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抵达我们现在所在的瑞金叶坪村。

当时，宁都县城还被第二十六路军占据；会昌、安远两县还没有，两个县城都被地主武装占据着；石城县南部地主武装力量强大，“土围”“白”点很多；于都县城虽为红军占领，许多乡村还是“白”色，离敌军据点赣州很近；长汀虽好，但地方偏了一些，不利于领导整个苏区。大家一致认为，从目前条件看，红军总部留在瑞金，红军主力应分散在石城、长汀、会昌、安远、于都等县，消灭地主武装，拔除白色据点，巩固苏区内部，扩大苏区，以便为下一次

反“围剿”准备更好的战场。“这个叶坪村就很不错嘛。”环顾四周，征询似的望着参会人员说，“我看，临时就设在这里吧。”

当年“一苏大会”召开后，、朱德在叶坪红军广场检阅了红军，当晚还举行盛大的提灯庆祝晚会，人民群众欢天喜地，唱起《庆中华全国苏维埃》、《巩固苏区万万年》等歌谣（导游选唱一首）。

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址

（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旧址）

我们现在来到的就是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址，这里原来是谢氏宗祠，房子距现在已经有将近400年的历史，为支持红军，当地老百姓自愿的把房子让给临时，作为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址，当时把供奉祖先牌位的地方设为台，正中挂着一面红旗，旗上缝着一颗黄五角星和斧头镰刀图案，旗右侧是马克思像，左侧为列宁像。台下方红色横幅上写着“工农炮垒”、“民主专政”，台两侧贴着一幅对联，上联是“学习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下联是“建立布尔塞维克的群众工作”，台上方悬挂横幅标语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这里隆重召开。参加大会的有来自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苏区等根据地代表和红军、全总、海员的代表共610名。

7日早上，叶坪广场上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典礼，、朱德、项英、彭德怀、王稼祥、任弼时等领导人检阅了威武的红军代表及闽赣两省附近的县赤卫军和模范少先队。下午，大会举行开幕式,项英致开幕词。晚上，大家观看了当时担任我们瑞金县委的为大会精心准备的提灯庆祝晚会，将庆祝活动推向高潮。为确保大会安全,大会筹委会还在长汀近郊设臵了一个假会场迷惑敌人，充满戏剧性的是：这天假会场遭敌机轰炸，而叶坪的真会场却安然无恙。

大会历时十四天，听取了作的政治问题报告，项英作的劳动法草案报告，张鼎丞作的土地问题报告，朱德作的红军问题报告，周以栗作的经济问题报告，王稼祥作的少数民族问题报告，邓广仁作的工农检察问题报告，任弼时作的苏维埃问题报告；大会通过了苏维埃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及红军问题，经济、工农检察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等决议案；选举了、项英、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等63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组成执行委员会，作为大会闭幕后的最高政权机关。内设外交、军事、土地、内务、财政、教育、司法、劳动、工农检察九个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会议结束后，由于房间紧缺，大家就想了个办法在谢氏宗祠里用木板隔成了15个房间，作为各个部委的办公室，这个大厅，就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

在这里，中华苏维埃首次以国家政权的姿态诞生于世，与当时的“国民”对立并存，“成为全国工农运动的指导者与组织者”、“成为中国工农民主专政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先声，创造中国新社会的序幕”。就在这些简陋的办公室里，当时的苏区干部进行了领导与管理国家的伟大探索和尝试。

11月27日，执行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当会议宣布为执行委员会，项英、张国焘为副时，63位委员站起来热烈地鼓掌。这时，任弼时大声提议：请毛讲话！开始，大家还不知道叫谁，安静了几秒，60多双眼睛“唰”地望着，更加热烈地鼓起掌来。

之前，人们对称呼通常为“毛党代表”、“毛委员”、“毛总政委”，从此，同志一直被称为“毛”，当然这称呼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含义 。

大会最后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对外宣言》，向全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正式成立，定都瑞金，并把瑞金金子的“金”改为了北京的“京”，从此，瑞金成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

1933年4月，由于叶坪遭到敌机有频繁轰炸，临时从这里迁往沙洲坝后，但这里还召开过许多重要会议，如八县区以上负责人查田运动大会，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苏区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苏区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大会。

红军主力长征后，因为这是众家祠堂，所以没有被敌人拆毁。后，按“一苏”大会的场景和临时原貌进行复原、陈列并对外开放。1961年3月4日，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电话总机室旧址

请大家往我们的左手边看,这里就是临时电话总机室旧址,电话总机室以红一方面军总部迁来的电话队为基础而成立。“一苏”大会前夕，他们在叶坪架通了各机关的有线电话，为为大会的召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1933年4月，临时电话总机室随机关迁往沙洲坝。大家看到墙上写着的六个大字为：\"拥护全苏大会\"，这是当年留下的原迹.1934年10月,红军撤离瑞金走上长征后，当地百姓为了保存这条标语，先在标语上面铺上稻草，再粉刷泥巴,以后维修旧址时，\"拥护全苏大会\"这条珍贵的标语得以重见。

红军烈士纪念塔

在我们正前方的就是红军烈士纪念塔。

红军烈士纪念塔塔高13米，塔座为五角形，塔身为炮弹形。布满塔身的一粒粒小石块，象征着无数烈士凝结而成。塔座四周分别镶着、朱德、周恩来、博古、项英、洛甫、王稼祥、凯丰、邓发等领导人的题词和建塔标志共十块碑刻。塔的正前方地面上用煤渣铺写着“踏着先烈血迹前进”八个苍劲大字，与烈士塔形成一幅完整的构图，表达了苏区人民对先烈的无比崇敬和怀念。

红军烈士纪念塔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为了褒扬先烈，永远纪念历年来在战争中光荣牺牲的红军指战员，根据人民委员会1933年7月11日第45次会议决定兴建的。由钱壮飞设计，梁柏台任工程指导。

红军烈士纪念塔于1933年8月1日破土动工，工程刚开始，在苏区就掀起了一股自动募捐的热潮。中国工农红军残废院捐大洋二十一元二角九分六厘；直属医院政治部捐大洋八元七角一分；在这些募捐队伍中,瑞金叶坪村的谢

益辉老人的故事特别让人难以忘怀，当时，他已年过花甲，唯一的儿子。参加了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光荣牺牲。家中只有他和老伴两个人，红军烈士塔开始修建后,谢益辉老人将多年积攒下来，准备买棺材的三块大洋也捐了出来。就这样,为了缅怀牺牲的将士，从干部到战士，从军人到农民，他们省吃俭用，在有限的津贴和伙食费里抽出一元、两元、一角、二角，甚至一分二分来支援纪念塔的建造。

1934年2月2日上午8时，苏维埃在这里隆重地举行红军烈士纪念塔揭幕典礼。朱德走上塔座，介绍了红军从井冈山以来英勇斗争的经过，在几年斗争中被的五六十万群众，以及红军领袖赵博生、黄公略等同志牺牲的情形。朱德最后号召大家要继承先烈遗志，踏着先烈血迹前进，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红军烈士纪念塔被敌人拆毁，当地群众在沉痛和愤怒之中，冒着生命危险，把红军烈士纪念塔拆除下来仅有完整的“烈”字抬回家里隐藏起来，一直珍藏到全国。为重现历史风貌，1955年在遗址上按原貌修复了烈士塔，1961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红军烈士纪念塔已成为红都瑞金的重要标志，更成为后来人对烈士寄托无限哀思的地方。每到清明，学生们总要前来祭奠，领导到了瑞金，首先就是要向烈士塔敬献花圈，表达对烈士的崇敬。上面，每块石子，都附着烈士的英灵，都记载着苏区人民为了中国的胜利，无私奉献、流血牺牲的动人故事。瑞金沙洲坝的杨荣显老人，有八个儿子，在第五次反“围剿”最为激烈的时候，他毅然响应扩红的号召，全部都送去参加了红军，不幸的是，八个儿子没有一个生还，全部战死沙场。当年，为了苏维埃共和国，苏区人民作出了极大的牺牲。那时，赣南苏区人口只有240万，而参加红军的就有33万人，参加赤卫队、洗衣队等支前作战的约60万人，为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达108200余人。其中瑞金全县仅有24万人，而参加红军的就有4.9万，为捐躯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17166人。红军长征后，苏区人民又遭到敌人的疯狂报复，很多地方都成了“血洗村”、“无人村”，其惨状，正如在报告中所说，“无不焚烧之居，无不伐之树木，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

红军烈士纪念塔，是烈士鲜血凝固而成的精神之塔，它将永远在我们心目中，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红军检阅台 与纪念塔遥遥相对的就是红军检阅台，初建于1931年11月，是为准备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检阅红军而建造的，当时是用竹木搭成的简易便台。

1931年11月7日早上，全苏大会开幕前，在这里举行阅兵仪式，、朱德等领导人登台检阅了红军 。19日，大会又在这里嘉奖了在历次战斗中功绩卓著的红军和指挥员，授予红一、二、三、四、六、七、十、十二、十六军

和红三军团红旗各一面、并授予、朱德、彭德怀等八位指挥员奖章各一枚。现在挂在台上的历史照片，真实的记录了当年检阅红军的情景。1933年，临时决定重修检阅台，由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负责，钱壮飞设计，梁柏台任工程指导，并于8月1日开始动工兴建，1934年1月31日竣工，将原来的竹木结构改为砖木结构，成为当时集会、演讲和文艺演出的场所。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红军检阅台遭反动派拆毁，仅存遗迹。1955年国家按原貌修复了检阅台。1961年3月4日，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博生堡

在右上角有一个四方形的堡垒，那个就是博生堡，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为纪念赵博生烈士而建造的。由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监造，梁柏台负责工程指导，钱壮飞设计。1933年8月1日动工，1934年1月31日建成。整个堡由青砖砌成，呈四方形，其寓意为赵博生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牺牲的。

赵博生生于17年，河北省黄骅县人，1917年保定军校毕业后，曾任西北军特种兵旅长、国民军26路军参谋长等职。1931年春，蒋介石为消灭异己和“围剿”红军，把26路军调到苏区。在此期间，赵博生接受地下党组织的帮助，决心跟党走，10月秘密加入党，12月14日，赵博生和董振堂、季振同等率领26路军17000余人在宁都举行，集体加入红军。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赵博生任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在以后的战争中，赵博生忠于党、忠于，立下了赫赫战功。1933年1月8日，赵博生率军进行江西南城黄狮渡阻击战，在险恶的环境中多次击退敌人的进攻，为我军取得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在战斗中，赵博生亲临前线指挥冲锋，不幸中弹，光荣牺牲，年仅36岁。

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后，该堡被反动派拆毁，堡内的《纪念赵博生同志》碑刻被当地群众秘密抢救回家保存下来，现珍藏在我馆。博生堡于1955年按原貌重建。朱德亲自题写了“博生堡”三字，嵌于堡首，中国人民总政治部也重新拟写了纪念赵博生烈士碑文，立在堡内，博生堡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公略亭 在左上角有一个三角形的亭子，那就是公略亭，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为纪念黄公略烈士而建造的。

“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是于1930年夏在行军途中，热情盛赞黄公略的诗文。

黄公略生于18年，湖南湘乡人，黄埔军校毕业后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加入中国党，1928年和彭德怀共同领导了平江，后曾担任红五军第二纵队队长、和副军长；红五军军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委员；红三军军长等职。1931年10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黄公略率领红三军转移途

中，在吉安东固遭到敌机袭击，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3岁。听到黄公略牺牲的消息后，非常悲痛，第二天，在兴国莲塘主持了黄公略的追悼大会，高度赞扬了黄公略的一生，并在台两侧拟写了这样一幅挽联：

广州不死，平江不死，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 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为纪念黄公略，临时在他牺牲的地方设立了公略县。1933年临时决定在叶坪广场建造公略亭。公略亭由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监造，钱壮飞设计，梁柏台负责工程指导。1933年8月1日动工，1934年1月竣工落成。亭为三个角，寓意为黄公略是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牺牲的。亭中立了一块三棱锥体的石碑，上刻有黄公略传略。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该亭被反动派拆毁。1955年按原貌修复，彭德怀亲自题写了“公略亭”三字，以示纪念，这三个字依然在纪念馆中保存。现在“公略亭”三字，是模仿“红军烈士纪念塔”的字体而制作的。1961年3月4日，公略亭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红军烈士纪念亭

在我们身后的是红军烈士纪念亭，也称为五角亭，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为了悼念在土地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红军指战员而建造的。

红军烈士纪念亭由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准备委员会筹建，钱壮飞设计，梁柏台担任工程指导，1933年8月1日开始动工，1934年1月竣工落成。整个亭子仿古建筑，典雅美观。当时，和叶坪广场中建成的几大红军纪念建筑一起，吸引了很多人前来观瞻，因此在此亭配有木板凳和石板桌、石墩、供参观者休息时用。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红军烈士纪念亭被反动派拆毁。1955年春，国家按原貌重修此亭。“红军烈士纪念亭”几个字是模仿“红军烈士纪念塔”的字体而制作的。1961年3月4日，红军烈士纪念亭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千年香樟（毛读书阅报处）

樟树是属于樟科的常绿性乔木，别名香樟，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高可达50米，树龄成百上千年。其木材耐腐、防虫、致密、有香气，是家具、雕刻的良材，可提炼药用樟脑。散发出来的香气有净化有毒空气的能力，长期生活在有樟树的环境中可促进健康。

此棵樟树已有1100余年历史，是叶坪旧址群内树龄最长、体量最大的樟树，当地群众称之为“树王”。苏区时期，经常在树下读书看报。上世纪60年代，该树主干被雷电劈断而枯萎，通过积极救治和科学保护，另一支干仍然生长茂盛，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同志和总来叶坪旧址群参观视察时，盛赞这棵古樟顽强的生命力，分别称它象征着“事业后继有人”和“红军是打不垮的”。

中国党苏维埃区域局旧址

（毛旧居）

这里就是毛旧居，俗称苏区的“中南海”，这是一栋典型的江南两厅一井泥房，建于1927年，因房主在建房子的时候说错了一句，说这个房子建起来也不是我住的，所以在居住之初，家里面经常出事，便迷信这个房子风水不好，有鬼怪，就搬迁到其它地方居住了，后来这就成为了苏区局机关驻地。

中国党苏维埃区域局是全国苏维埃区域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简称苏区局。1931年1月15日在宁都小布成立，委员有周恩来、项英、、朱德、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邓发等，周恩来任。周恩来未到达苏区之前，项英、先后代理。

苏区局成立之初，机构不完善，人员也不能到位，一直随红军总部行动，几经辗转于1931年9月从永丰龙岗迁来瑞金，这栋谢氏私宅就成为苏区局固定的办公地点。苏区局内设组织部、宣传部，妇女部等机构，任弼时曾任组织，顾作霖和潘汉年曾任宣传，周月林、李坚贞曾任妇女。苏区局早期创办了《实话》、《党的建设》等刊物，1933年2月4日创刊了机关报《斗争》，此外，还经常编辑出版马列主义著作和政治训练教材。苏区局在党的建设、建设、苏维埃政权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当时，在这楼上居住和办公的有、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任弼时以及部分工作人员，楼下是群众住房，那时，这些领导人经常和群众促膝谈心，了解和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关系十分融洽，体现了军民鱼水一家亲。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苏区局委员等职务的，发现一楼居住的谢大娘的房间很暗，即使在白天也得点煤油灯才能干活，就指示贺子珍叫来当地的木匠，自己亲自设计，将屋面部分小青瓦换为玻璃瓦，再把楼板锯成天窗，光线通过玻璃瓦照在天窗中，进入了谢大娘的家，谢大娘白天做事再也不用点煤油灯了，在苏区留下了一段佳话。

1933年4月，苏区局搬迁到沙洲坝下肖村，与从上海迁来的临时分署办公，此后这个房子由当地百姓居住，还住过负责建筑红军烈士纪念塔等纪念建筑物的工作人员。1961年3月4日这里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列宁亭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列宁亭，为发展瑞金红色旅游事业，增加红色景区与观众互动节目，2003年，在不影响景区环境风貌基础上，按原状恢复了造型别致的列宁亭。列宁亭建成后，每天定时举办红色歌舞表演，观众也可以上台与歌舞演员

一起跳红色舞、唱红色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旧址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国家政治保卫局，这是一幢具有赣南建筑风格的谢氏祠厅。

国家政治保卫局成立于1931年11月，是全国苏维埃肃反保卫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它的主要职能，是执行侦查、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反活动。它的内设机构有：侦察部由国家政治保卫局邓发兼任，后由张然和、钱兆凤和汪金祥接任；执行部李克农，后由李一氓接任；政治保卫大队，大队

长吴烈、政委海景洲；秘书处（后称总务处）欧阳毅。1932年增设了红军工作部，李克农；白区工作部，张国俭。随着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成立，苏区的一些省、县也相继设立了分局，区一级设了政治保卫特派员。在红军中设立了相应的政治保卫机关。各级国家政治保卫机关实行垂直领导，地方无权改变政治保卫局的决定命令。

国家政治保卫局邓发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曾被美国记者埃得加〃期诺称之为“中国红军特务队的首领”。1906年3月7日出生于广东省云浮县榃石塘。早年从事中国工人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党。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任广东省党部北伐青年工作队长。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任、广东组织、闽粤赣边兼。1931年7月，进入苏区。11月，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职工委员会。1945年9月，代表中国区工人出席巴黎世界职工大会。1946年回国，同年4月8日，乘坐飞机由重庆返延安途中，因飞机在黑茶山上空失事遇难，时年40岁。

国家政治保卫局，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为保卫苏维埃政权，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反分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3年4月，国家政治保卫局随临时机关由叶坪迁往沙洲坝，驻铜锣塘；1934年7月，迁驻云石山艾园岭下，1934年10月，随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

这个旧址于1999年秋拨款修复，并对外开放，现为全国民警传统教育基地。

红军无线电总队旧址

在我们正前方的就是红军无线电总队，它是红军无线电通讯组织的领导机构，现在是中国电信集团的前身，1931年9月随苏区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从兴国迁驻这里。

红军无线电事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史发展过程。1930年12月，项英来到苏区，并带来一部15瓦的电台，因功率低，无法与外联系。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军缴获了敌军一台100瓦的电台和部分通讯设备以及俘虏了一些电台技术人员，红一方面军总部利用这些条件，在宁都小布组建了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通讯大队，但当时用的是明码，很容易被接收和破译，1931年4月，临时委派任弼时等人带来了一套周恩来编制的密码，称为“豪密”（以周恩来化名伍豪命名）。苏区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先后缴获了敌军十多部电台。在此基础上，1931年6月，红一方面军在福建的建宁成立了无线电总队，直属方面军总部指挥，王诤任总队长，伍云甫任政委，下设5个分队。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无线电通讯事业又有了新的发展，无线电设备进一步得到充实，到长征前夕，根据地共有无线电台36部之多。

1931年9月，红军无线电总队迁驻瑞金，在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设立了专台为大会播发新闻。后来，在这个电台的基础上组成红色中华新闻

台，行政上归中革无线电总队管辖，业务上归红中社领导。

1933年4月，红军无线电总队随临时迁驻沙洲坝。 现在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红色中华通讯社旧址

在这边的是红色中华通讯社，它是我党在根据地创建的第一个通讯机关，成立于“一苏大会”期间，是现在新华社的前身。

红色中华通讯社成立之初设立了红色中华新闻台，是用无线电对外播发新闻。12月11日，红色中华通讯社开始印刷发行临时的机关报《红色中华》，并组成了《红色中华》编委会，从此，编委会担负起了播发新闻和编辑报纸的全部工作。日常业务工作主要有4项：一是新闻台抄收通讯社播发的国内外新闻；二是将新闻台抄收的主要消息编成“参考消息”，当时也叫“每日电讯”，油印几十份送领导参阅；三是编辑《红色中华》报；四是向各根据地和播发新闻稿件。

《红色中华》报是苏区最有影响力，发行量排在第一位的报纸，周以栗、王观澜、沙可夫、任质彬、谢然之、瞿秋白等人先后担任过主笔，该报辟有社论、要闻、专电、小时评、红色区域建设、苏区消息、党的生活、赤色战士通讯、工农通讯、红色小辞典、工农民主法庭、突击队等十多个栏目，并创办了《红角》、《赤焰》等文艺副刊。苏区领导人、周恩来、项英、张闻天等，经常为《红色中华》报撰写社论或文章。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红色中华》继续在苏区坚持出版发行，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红色中华》报最后一期为2期，是于1935年1月出版发行的。

这个房子原来是谢氏私宅，建于1924年，红色中华通讯社在此办公两年多，1933年4月随临时迁到沙洲坝。

1995年命名为“新华社传统教育基地”。现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全总苏区执行局旧址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全总苏区执行局，它是全国总工会在苏区的派驻机关，也是苏区工人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1931年2月在江西吉安富田正式成立，7月经兴国迁到瑞金，驻在叶坪的谢氏私宅里。

全总苏区执行局主任梁广（后陈寿昌），下设组织部（陈佑生）、社会部（蔡树藩）、宣传部（倪志侠，后王子刚）、秘书处（秘书长倪志侠，后王子刚）。全总苏区执行局当时的工作，主要是把苏区各行各业的工人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开展群众运动，发挥工人阶级的带头领导作用，实行工农联盟一致对敌，保卫和扩大苏区。1932年2月，为加强对苏区工会的领导，促进苏区的工人运动，全总苏区执行局的精心组织，在叶坪附近的黄家山召开了闽赣两省工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江西职工联合会、江西雇农工会、福建职工联合会、福建雇农工会等执行委员会。这次大会不仅把两省工人运动引向了新的发展阶段，而且它标志着整个苏区的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历史转折点。

1933年4月，全总苏区执行局从叶坪搬迁到沙洲坝枣子排，与从上海迁来

的全国总工会合署办公，并成为了全总苏区执行局。

在这里居住的有全总苏区执行局主任梁广、陈寿昌、及其各部门负责同志和部分工作人员，为便于观众了解全总的历史，我们把在沙洲坝枣子排居住的刘少奇、陈云等领导人的房间及其机构在此陈列。

全总苏区执行局于2001年全国总工会拨款维修，并进行了复原陈列，现在是全国工会系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警卫营旧址

警卫原为连的建制，于1931年9月随同苏区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迁驻在此，担负安全保卫工作。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党、政、军机构及其工作部门相继建立和完善，警卫任务随之加重，遂于 1932年1月将警卫连扩充为警卫营。警卫营共有300多名警卫员，有100多名警卫员到前线打仗，还有100多名留在苏区保卫领导人的安全。1933年4月，警卫营随同机关迁驻沙洲坝。

对外贸易总局旧址 这里是对外贸易总局，1933年4月在瑞金成立，隶属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是根据地经济建设中心为重要的部门，钱之光任（江阿明、刘炳奎先后任副），下设业务科、采办科、会计科、出纳科、保管科、管理科等机构，工作人员开始只有30多人，后来发展到80多人。

对外贸易总局主要任务是管理苏区对外贸易事宜，设法打破对苏区的经济封锁，保证苏区境内的产品与境外的商品经常的交换，消灭农业生产品与工业生产品的剪刀差现象。对外贸易总局为加强对外贸易工作，相继在赣县江口、闽西汀州、会昌乱石圩、吉安值下等设立了对外贸易分局，并在重要出口地设立了10个采办处，形成了一个点多面广的对外贸易网络，这样，苏区的谷米、钨砂等产品运到白区，换回苏区军民急需的食盐、西药和布匹，保障了苏区军需民用物资的供应。

在这办公和居住的有钱之光、副刘炳奎、江阿明以及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和部分工作人员。

1934年10月，对外贸易总局跟随机关离开瑞金。

2001年，国家外经贸部拨款对旧址进行了维修，为全国外经贸干部职工传统教育基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旧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于1932年4月成立,周月林为主任,金维映、范乐春为委员，另有工作人员若干名，未设科，为苏维埃妇女工作的领导机关。其任务是妇女、组织妇女参加斗争和政权管理，改善、提高妇女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旧址遭到的破坏。2005年6月，全国妇联拨出专款对该旧址按原貌进行修复。

出版局旧址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出版局，它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新闻出版发行事业的管理机构，1931年12月在此正式成立。

出版局内设出版科、编审科、总发行部、财务室等机构，开始由朱荣生担任。1932年7月14日，朱荣生奉命调离出版局，由张人亚接任。同年12月，张人亚由瑞金前往长汀检查工作时，中途患病，抢救无效而病逝。

在出版局的管理下，苏区出版、发行了大量的党政、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建设等方面的报刊书籍，为宣传思想，活跃民众生活，巩固苏维埃政权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苏区时期，出版、发行的各类书籍总数达400多种，各类报刊达130余种。出版局不仅在出版发行事业上负管理之责，而且经常自行编辑、出版书籍，如出版《农民问题》、《布尔什维克的三十年》、《论清党》、《政治经济学》等著作。 1933年4月，出版局机关从这里迁到沙洲坝办公。出版局于1991年修复开放，现为瑞金市文物保护单位。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总金库旧址 这里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总金库，于1933年1月在此建立。归财政部国库管理局管理。负责国家现金的收付和保管等项业务。设主任、会计、出纳各1人。由国家银行行长毛兼任主任。1933年4月，总金库机关随同国家银行一道迁驻沙洲坝。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国家银行旧址，国家银行于1932年2月1日，在这栋谢氏民房中正式成立。

成立之初，机构很简单，整个银行只有5个人办公，行长是的弟弟毛，会计、记帐、出纳、杂务各一人。1932年冬，随着业务的不断扩大，人员不断增加，国家银行设立了业务处和总务处。业务处下设营业科、会计科、出纳科。总务处下设管理科、文书科、券务科。1933年，又增设了稽核处和发行处。国家银行先后发行了壹圆、伍角、贰角、壹角、伍分五种面值的苏维埃纸币，铸造了伍分、壹分的铜币和少量苏区银币和银元，以及可在白区流通的“大头洋”、“小头洋”等。这些纸币、银元都是国家银行副行长、“苏区秀才”—黄亚光设计的，设计纸币时原来是想用头像，但被拒绝了，就改用列宁头像，并且纸币上还有行长毛的亲笔签名。当时，毛还想出了如何辨别纸币真伪的办法，就是在制造纸币时，在生产印钞纸的纸浆中加入了细羊毛，纸浆制成印钞纸后，印刷出来的苏区纸币，烤的话就产生焦臭味，相反的话就没有了。毛正是利用这一简单的方法，巧妙地解决了苏区纸币防伪问题，为当时苏区的金融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直到今天，据说一些文物商还是靠这种方法鉴别苏区纸币的真伪。

国家银行还开办了存款和贷款业务。代理临时发行了两期战争公债和一期经济建设公债。

毛是国家银行行长，也是苏区的“财神爷”，但他生活非常简朴，从不喝酒、

抽烟，吃得很简单，穿得很朴素，从不用公家的钱作为已用。1933年，毛兼任闽赣省苏维埃财政，有一次，毛参加闽赣会议到深夜，大家的肚子都叽哩咕噜叫起来，邵式平同志笑着说：“同志，开开恩搞点东西吃吧！肚子都要造反了。”毛同志笑着说：“不行呀，邵大哥！财务上没有这笔开支，你就让肚子唱唱空城计吧！”

1933年4月，国家银行随临时迁驻沙洲坝。

国家银行于1991年对外开放，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邮政局旧址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邮政局旧址，邮政局成立于1931年底，当时，只办理几件简单的邮政业务，专门为首脑机关服务。

邮政局归内务人民委员部管辖，下设邮务科、审查科、电话总机室和递信班。全局人员共50多人。 邮务科主要负责分发信件、报纸等；审查科主要审理邮件有没有偏差，有时还派人进行巡视工作；电话总机室是1931年9月随红一方面军总部迁来的电话队为基础组成的，“一苏大会”前夕，他们在叶坪架通了各机关的有线电话。递信班负责信件、文件、命令、报纸的传递工作。当时邮路干线有4条：邮政局——湖陂——坪山岗；邮政局——瑞金县城；邮政局——大柏地；邮政局——壬田。递信人员都是贫雇农、工人出身，因当时交通条件不好，全靠双腿走路，肩上挑着100左右斤重的邮箩，工作非常辛苦，而且送信危险，有的同志还遭到暗杀。

1932年5月1日，在邮政局的基础上成立了邮政总局，杨岳彬、赖绍尧、王醒才、张善初、汪奇峰先后任。邮政总局成立后迁往叶坪的中石村。

这幢房子建于1766年，俗称“围院厅下”,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印刷厂旧址

这里是印刷厂，它成立于1931年11月，厂长陈祥生，副厂长杨其鑫，共青团杨尚奎，工会曾庆锡，当时全厂有干部职工100多人。

印刷厂下设材料科、总务处、铅印部、石印部、排字部、编辑部、刻字部、裁纸部、装订部、铸字部。当时厂里机器设备简陋，铅印部机器共有5部，其中有4部为旧机器，主要印刷《红色中华》、《斗争》、《苏区工人》等报刊和一些书籍及抗日传单等。石印部主要印刷纸币、米谷票、邮票以及重要的公文布告等。

印刷厂为了创造一流的工作，在条件艰苦、设备简陋的情况下，经常举办各种劳动竞赛，经过大家评比后，选出模范工人，但模范工人不发资金，只发帽子或衣服等日常生活用品，并且绣上“模范工人”字样，以示鼓励。印刷厂工人的劳动热情十分高涨。1933年5月7日《红色中华》发表了《印刷厂工友的积极》一文，表扬“印刷厂的工友平常对于参加战争，提高生产非常积极的”，“每天提前上班，想方设法增产节约”。

这里原来是谢氏民房。2000年，国家新闻出版署拨款进行了维修，并恢复了原状陈列。现为全国新闻出版系统传统教育基地。

沙洲坝红井旅游区

（参观线路：游客服务中心—总体介绍（观光车）—大樟树下—执行委员会旧址—人民委员会旧址—红井—各部委旧址—游客服务中心） [总体介绍]

1933年4月，由于叛徒的告密，叶坪暴露，飞机连续轰炸叶坪村，为安全起见，机关从叶坪搬迁到沙洲坝，沙洲坝就成为根据地的心脏，中华苏维埃临时的第二个驻地。

沙洲坝红井旅游区距离市区5公里，是中华苏维埃临时1933年4月—1934年7月的办公地点。主要景点有闻名海内外的“红井”、执行委员会旧址（毛旧居）、人民委员会旧址，以及各部委旧址等。在这里写下了《我们的经济》《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等光辉著作。 [大樟树下]

请大往我们的左手边看，这是《长征》电视剧的剧照，为纪念中华苏维埃临时成立七十周年，《长征》电视剧的1-5集都是在瑞金取景拍摄的，由著名演员唐国强扮演。2007年由著名导演胡玖拍摄的《浴血坚持》98%场景都是在瑞金取景。在我们正前方的是一棵有700多年历史的樟树，它是由一棵树发三根枝，也很形象的表达了三大伟人，中间的是伟大领袖毛泽，左边的是鞠躬尽瘁的周恩来，右边的是林弹雨的朱德。这棵树在1963年曾被国家邮政局整体拍下，同时旧居作背景，发版过4分钱的邮票，很有纪念价值。

执行委员会旧址（毛旧居）

[外部介绍]

这栋房子原是苏区时期地主杨衍兰的私祠，称为元太屋，建于1876年，是典型的客家民居。1933年4月，执行委员会从叶坪迁驻这里。

执行委员会产生于1931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由63名委员组成，当选为，项英、张国焘为副。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选举175人为正式执行委员，36人为候补委员，组成新的执行委员会。继续当选为，项英、张国焘为副。执行委员会是全苏大会闭幕后的最高权力机关，不仅要负责法律的制订和颁发，还要监督各项法律的实施执行。执行委员会在成立的三年时间里，共颁发了《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条例》、《征税条例》等上百个法律条例，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设和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内部介绍]

在这里居住和办公的有、何叔衡、徐特立、谢觉哉等领导人，除之外，其他三位与林伯渠、董必武一起被人们尊称为“苏区五老”。在这里居住期间，经常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生活和生产，并作了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还先后写下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我们的经济》《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光辉著作。 1934年7月，执行委员会

离开沙洲坝迁往云石山。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何叔衡：1876年生，湖南宁乡人。1914年，何叔衡与相识于长沙，二人志同道合，成为挚友。 1931年11月，何叔衡到根据地，与等参加了工农的领导工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和临时法庭等职。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24日，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59岁。

谢觉哉：(1884～1971)原名维鋆，字焕南，别号觉哉，亦作觉斋。湖南宁乡人。清末秀才。早期从事党的宣传教育工作。1934年参加长征。民主时期，历任苏维埃秘书长、内务、司法、党校副校长、陕甘宁边区秘书长、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华北司法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任内务、最高人民院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副；在中国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委员。谢觉哉是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他长期从事人民司法工作，参与了各个时期的立法工作。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参与了《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法》等法规、法令的起草工作。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他组织起草了《新民主主义》、《民法》、《土地改革法》和《惩治战犯条例》等法律草案。他在司法实践中一贯主张依法办事，指出“没有法制就谈不上什么民主”。他强调人民应该行使审判权；审判时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

徐特立：（1877年2月1日-1968年11月28日），原名懋恂，字师陶，中国家和教育家，湖南善化（今长沙县江背镇）人。和田汉等著名人士的老师。1911年参加辛亥，1927年加入中国党，同年8月参加南昌。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年参加长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委员会委员。

作为的老师，他受到了中国民众普遍的尊敬。对他的评价很高，曾在给他的一封信中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失败的时候，许多党员离开了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

人民委员会旧址

这里原来是杨家财私宅，建于1875年。1933年4月，人民委员会从叶坪迁驻这里。

人民委员会是执行委员会下设的最高行政机关，负责指挥全国政务，并向执行委员会及其团报告工作。

人民委员会成立于1931年11月27日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

议上，为，项英、张国焘为副。下设九个部和一个局，它们是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部和国家政治保卫局。1933年2月，经执行委员会批准，增设了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1934年2月，又增设了粮食人民委员部，这些部局都分散在附近办公。1934年2月3日，执行委员会召开二届一次会议，张闻天当选为人民委员会，项英、张国焘为副。

人民委员会根据党和苏维埃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领导、决策职能。自成立后的三年多时间共召开了49次常会，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发布了一系列的条例决议，工作效率之高，即便今天也让人惊叹。例如：1932年1月27日召开的人民委员会第一次常会，一天时间，决议了13项重大问题。最后一次常会（即49次常会）于1933年9月15日召开，此后苏区致力于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没有再召开常会。

先后在这里办公和居住的有张闻天、谢觉哉、贺子珍、王素珍等。 张闻天于1933年1月随临时机关迁入瑞金，并居住在瑞金下肖村，主持宣传部工作，8月，人民委员会委任他为“二苏大会”文件起草委员会成员，1934年1月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他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处，宣传，党报委员会主任；他在“二苏大会”上当选为第二届人民委员会，就从下肖村搬迁到这里办公。张闻天主持人民委员会工作期间，认真工作，还先后发表了《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论苏维埃政权的文化教育》等近百篇文章，为苏维埃建设和中国的发展，提出了系列理论依据。张闻天还非常关心群众疾苦，《红色中华》报曾记录了他率先垂范，帮助红军家属砍柴的事迹。

1934年7月，人民委员会迁驻云石山。

1961年3月4日，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红 井

（红井课本雕塑前）各位团友，我们前方就是弛名中外的红井，大家是否还记得这样一篇小学课文，名字叫《吃水不忘挖井人》，下面，我提议我们一块朗读这遍课文，重温儿时美好的记忆（充满深情地）：瑞金城外有个小村子叫沙洲坝，毛在江西领导的时候在那儿住过。村子里没有井，吃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毛就带领战士和乡亲们挖了一口井。之后，乡亲们在井边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

各位团友，这篇课文包括标点符号在内才108个字，真可谓是短小精干。就因为这一篇短短的小学课文，使这口水井名传中外，很多人对一代领袖亲自开挖的红井无限神往，都要喝一喝这甘甜润心的红井泉水。据统计，红井从开挖到现在，已有700多万人饮用过红井水，是世界上饮用人最多的一口水井。2006年5月，瑞金市旅游局正式向吉尼斯中国总部递交《世界吉尼斯纪录申请》。

下面，我给大家简单介绍红井：当年的沙洲坝是个干旱缺水的地方，不仅无水灌田，就连群众喝水也非常困难。那时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沙洲坝，沙

洲坝，没有水来洗手帕，三天无雨地开岔，天一下雨土搬家。”

1933年4月，临时从叶坪迁来沙洲坝以后，在元太屋办公和居住，他发现这里的群众喝的是池塘里的脏水，便把解决群众饮水难的问题挂在心上，只要一有空，他就同警卫员小吴商量着如何为群众挖井的事。

9月的一天早上，毛带着小吴拿着锄头、铁锹来到池塘边找水源，被一早起来的老表看见了，于是毛领头挖井的事，立即传遍了沙洲坝。只一会儿功夫，一大伙群众来到了挖井现场，在的带领下，没几天，一口直径85厘米，深约5米的水井挖好了。为了使井水更清澈，毛又亲自下井底铺沙石、垫木炭。毛用实际行动，为机关干部和沙洲坝群众树立了榜样，各机关掀起了开挖水井的热潮。从此，沙洲坝人民结束了饮用脏塘水的历史，喝上了清澈甘甜的井水。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离开瑞金后，反动派又卷土重来，为了阻止人民群众对党、对毛和红军的思念，反动派多次填掉这口井，当地群众就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敌人白天填井，群众夜晚又把井挖开，就这样填了又挖，挖了又填，反复好几次，沙洲坝人民终于取得了胜利。

1951年，沙洲坝人民为了迎接毛派来的南方老根据地慰问团的到来，将带领军民开挖的这口水井进行了全面整修，并把这口井取名为“红井”，同时在井旁立了一块木牌，刻上“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十四个赤金大字，以后又将木牌改为石碑。现在的红井享誉海内外，成为人们向往仰慕的神圣之地，甘甜的红井水滋养一代又一代人。

有一首歌，歌名叫做《红井水》，曾经唱遍了大江南北，现在，我来给大家唱一下：“红井水哟、甜又清……”

红井是党、红军和苏区人民血肉相连的见证，红井水是幸福水，让我们每个人都来尝一尝甘甜可口的红井水，感受一下当年毛的恩情吧。

教育人民委员部旧址

教育人民委员部（简称教育部）于1931年11月成立，是人民委员会下设的主管苏区教育工作的国家行政机关，瞿秋白为、徐特立为副。因瞿秋白在上海，未能到职，1932年3月，任命徐特立为代。之下设部务委员会，委员有瞿秋白、沙可夫、魏延群、曾镜冰、张欣、阿丕（陈丕显）、潘汉年、方维夏等。徐特立是个很有名望的教育家。1934年2月，瞿秋白来到苏区就任教育部，徐特立和瞿秋白密切配合，克服重重困难，进一步推动了苏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教育部分设初等教育局、高等教育局、社会教育局、艺术局和编审局、行政局、秘书处。并设臵了巡视委员会、消灭文盲协会、临时干事总会等。同时，直接创办了列宁师范学校，徐特立兼任校长。

教育部对苏区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实行管理和指导，也帮助军事委员会开展红军教育，帮助苏维埃开展干部教育。指导苏区各地开展了职业技术教

育、工农业余教育、儿童教育和师范教育。在兴学办教中，制定了《苏维埃教育法规》等一系列教育工作的方针和法律法规，创立了新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制度，建立了相当庞大的文化阵地，使大多数苏区群众接受了教育，又为各级党、政、军、群团体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干。在“二苏大会”报告中曾对教育部的工作高度评价说：“谁要是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就立刻看见是一个自由的光明的新天地”。

教育部先设在叶坪谢氏宗祠，1933年4月迁驻沙洲坝杨氏众厅，7月，任命沙可夫为副。

教育人民委员部于2001年按原貌修复，并陈列开放。

审计委员会旧址

审计委员会是执行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的财政经济监督部门，主要职责是审核国家的岁入与岁出，监督国家预算的执行，它对统一苏区财政，加强财政管理，实行财政监督，严格财政纪律，起了重要作用。

财政是国家的命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财政人民委员部主管国家财政工作，审计工作则由财政部下设的审计处负责，这样，收钱、管钱、用钱、支配钱的机关与审查监督部门混在一起，产生了一些不良现象（如收支没有预算、帐目糊涂、基层组织各自为政等），不仅严重影响着国家财政收入，而且容易产生贪污浪费的现象。为加强财政管理和监督，随时掌握国家的财政状况，1933年9月，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九次常会，决定成立审计委员会，并委任高自立、梁柏台、吴亮平为委员。1934年2月初，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阮啸仙为审计委员会主任。与此同时，地方各级苏维埃和红军内相继建立了审计机构，省、县设审计委员会，区设经济审查委员会，从上至下构成了财政经济的监督网络。

审计委员会成立后，积极主动地开展了一系列的审计工作，第一，审查、稽核和各省以及瑞金直属县的预决算，揭露存在的问题。第二，审查各机关团体的财政收支。第三，审检国家企业的财务收支。第四，对部门、各单位的节省运动进行审计监督。审计委员会开展的审计工作，推动了苏维埃会计制度的建立和预决算制度的初步实现。对苏区严肃财经纪律，反对贪污浪费，实行增产节约，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对促进苏维埃政权的廉政勤政建设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审计委员会办公地点设在沙洲坝廉太厅下，苏区第一任审计长，人民审计制度的奠基者阮啸仙在这幢简朴的房子里经常工作至深夜，有时甚至通宵达旦，为领导苏区的审计工作立下汗马功劳。1934年10月，机关长征时，阮啸仙奉命留下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3月6日壮烈牺牲。陈毅同志《哭阮啸仙〃贺昌》诗中，“阮誉传岭表”，“审计呕心血”，就是对阮啸仙所做工作的高度赞美。 1934年7月，审计委员会随迁往云石山，10月，随机关长征。

这栋房子原来是杨氏众厅，建于清代光绪年间，1997年按原貌修复开放。

现为全国审计系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内务人民委员部旧址

内务人民委员部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的一个重要的行政部门，职能较多，管辖范围较广，因它所领导的每一项工作都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牵动着千家万户，有苏维埃“大管家”之称。

内务人民委员部成立于1931年11月。1933年4月，跟随从叶坪迁驻沙洲坝，内设市政、卫生、交通，社会保障、邮电、优待红军家属管理等局，何叔衡、曾山、梁柏台先后担任了该部。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管理下，苏区的市政、卫生、交通、邮电、“优红”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各项事业建设作出了良好的社会保障。

在这个房子里办公和居住的有内务人民委员部梁柏台、曾山以及各部门负责同志和部分工作人员。

1934年7月，内务人民委员部从这里迁驻云石山。

2001年，国家民政部拨款维修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旧址，并进行原状陈列，现为全国民政系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旧址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成立于1934年2月，是苏维埃共和国最高审判机关，董必武任最高院长。内设刑事法庭、民事法庭、军事法庭等机构。

最高成立之前，临时最高法庭一直行使最高的职权，所有文件，如判决书、批示、训令等，都以“中华苏维埃最高法庭”的名义发出，何叔衡担任主审。

1934年2月12日，执行委员会委任董必武担任临时最高法庭，领导苏区的司法审判工作，何叔衡不再担任此职。最高成立后，董必武就任最高院长，临时最高法庭成为审理案件时的审判组织，不再担负司法审判的行政职能。

自1934年2月以后，最高开始履行审判职能，积极开展审判工作，并对外公开以“最高”的名义审理案件，据不完全统计，最高在1934年2月至10月红军长征前，共审理和复核了有关刑事、民事、军事案件一千余件。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为巩固新生的工农民主政权，支援战争，粉碎敌人军事“围剿”，建立新型的苏维埃法制等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934年7月，最高迁驻云石山，同年10月，最高的董必武等领导人随机关一同踏上了长征之路。

最高旧址于1998年7月按原貌修复，并进行复原陈列，现为全国干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最高旧址”匾额由原最高人民院长郑天翔题写。

粮食人民委员部旧址 粮食人民委员部于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成立，在它成立之前，粮食工作先后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管理。

红色政权建立不久，便成立了粮食调剂局和粮食合作社，粮食调剂总局

就设在瑞金县城的万春行，主要负责调剂苏区粮食，保证红军和的给养，帮助改善民众生活。同时，又相继建立了江西、福建等省级调剂局5个，县、区两级调剂局60个，粮食合作社更是星罗棋布，各级粮食组织象春笋般地建立起来。

1934年1月24日，在“二苏大会”上作报告时强调：“为着加强对于各苏区与全国的总领导……必须增设必要的人民委员部如粮食部等，……”。就这样，会议根据的报告，增设了粮食人民委员部，任命陈潭秋为（陈潭秋，1933年5月由上海进入红都瑞金，曾任马克思主义学校委员兼教员、福建等职）。部址设在沙洲坝村的廉太屋。粮食部于2月间正式挂牌办公，粮食部内设臵了备荒科、仓库保管科、粮食调剂局、红军公谷委员会、土地税谷保管委员会和合作社指导委员会等适合战时粮食工作的机构 。粮食是后勤保障的基础，以粮食部为代表的粮食组织运筹帷幄，保证了粮食的军需民用，为苏区的经济建设以及支援战争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1934年10月，粮食人民委员部随同机关一起离开苏区，开始了长征。

粮食人民委员部旧址1997年按原貌修复开放，现为全国粮食系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旧址

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成立于“一苏大”会期间，是人民委员会下设的国家最高检察机关，何叔衡担任。1933年5月8日，高自立任副，年底任代理。在1934年2月召开的“二苏大”会上，选举项英为工农检察委员会，并选出滕代远、罗荣桓等35人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

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的职责是监督苏维埃法令、指示的执行和检举企业中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压制强迫现象,受理人民群众反映的各级违反选民群众公意,违反苏维埃法令行为的分子和机关。

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内设控告局、突击队等机构。控告局负责接受工农劳苦群众对苏维埃机关或国家经济机关的控告和调查控告的事实，陈紫峰，还有调查员若干人。控告局在一些主要机关，街道路口设臵控告箱，由调查员定时收集控告信，以供调查核实和处理。当时，控告局依靠控告材料，查处了不少贪污浪费案件。突击队是人民在工农检察部指导下，监督政权的另一种方式，可以私访暗查，也有权公开突击检查某苏维埃机关或国家企业和合作社，以揭破该机关或企业的贪污浪费及一切官僚腐化现象。在基层，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发展了不脱产的通讯员，工农检察通讯员是工农检察部的耳目，哪里有腐化分子，他们就及时写信反映到工农检察部，形成了工农检察通讯网。

工农检察部犹如一把利剑，在它的监督之下，苏维埃成为“空前的真正的廉洁”。

1933年4月，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从叶坪迁驻这里，1934年7月再迁驻云石山。红军主力长征后，这里成为群众住房。

2001年最高人民拨款进行维修并恢复原状陈列，现为全国检察机关干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土地人民委员部旧址

土地人民委员部成立于1931年11月，是人民委员部下设的机构之一，张鼎丞为首任。1932年8月邓子恢为土地部代。1933年2月，胡海为副，3月转为代。1934年2月高自立当选为，胡海为副。6月，又增加王观澜为副。

土地人民委员部下设没收分配局、山林水利局、土地建设局和调查统计局，并设立了农业实验场，以后，还专门组建了土地税检查委员会，生产合作社指导委员会。

土地人民委员部成立后，开展了耕田、水面、山林的调查，并根据临时地权农有的，推出了实地土地登记，发证的新举措。苏区农民拿到土地部颁发的耕田证、渔塘证、耕山证，他们将土地的大圆印看成农民持有土地的“护身符”。在实行分配土地、稳定土地权、开展查田的同时，土地部还推行奖励耕种等，为发展苏区农业生产采取了各种有力的措施，对于生产力，开展经济建设，支援战争，巩固根据地起了巨大的作用。

土地人民委员部成立之初，在叶坪谢氏宗祠办公。1933年4月，随机关迁驻沙洲坝杨氏众厅。1934年7月迁往云石山。

1999年于国家农业部拨款维修并恢复原状陈列。现为全国农业系统传统教育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消费合作社总社旧址

消费合作总社于1933年12月在瑞金成立，它是苏区消费合作社的最高领导机构，隶属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徐常山、邓伟林为消费合作社管理委员会正副主任。

消费合作社是苏区群众，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抵制商业资本家对苏区军民的层层盘剥成立的经济组织。消费合作社社员利用自己的股金，自行组织采办队伍，购回群众必需品，如食盐、布匹、药材及其它日用品，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给群众。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成立后，江西、福建省的消费合作总社、各县总社、区分社、乡支社相继建立起来。据统计，到1934年2月，苏区已发展各级消费合作社1140个，社员人数达295993人，拥有股金30多万。1933年12月5日，苏区消费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召开，共有540人正式代表出席大会。此次会议，讨论了战争动员工作，文化教育问题以及合作社组织的健全等问题，为加强对苏区省县消费合作社的领导，大会选举产生了消费合作总社的领导机关。消费合作总社成立后，领导各级消费合作社在粉碎对苏区经济封锁，保证军需民用，支援战争，巩固苏维埃政权，私商剥削，打击奸商，平抑物价，缩小“剪刀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消费者合作总社于2001年供销合作总社拨款进行维修并恢复原状

陈列，现为全国供销系统传统教育基地。

劳动人民委员部旧址

劳动人民委员部成立于1931年11月，是人民委员会下设的主管劳动事务的国家行政机关。副项英兼任该部。之下设部务委员会，作为处理和建议该部工作的机关，主要职责是管理有关劳动保护、劳动力使用调剂和社会保障等事项，同时检查指导下级劳动部门的工作。

劳动人民委员部开始下设劳动保护局（内设劳动检查、技术检查和卫生检查三科），失业工人介绍局（内设救济、统计两科）、经济评判局（内设统计、指导两科），后增设社会保险局。

劳动人民委员部成立初，就大张旗鼓的宣传和贯彻苏维埃颁发的《劳动法》。从工作时间到社会保险，从女工、青工、童工的利益保障到国家失业津贴的发放，都依法得到实施，有效地保护了苏区群众特别是苏区工人的劳动成果和劳动权利，大大提高了苏区工人的阶级利益和政治地位。工人们的劳动得到法律的保护，劳动热情空前高涨，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我们是苏维埃的主人，我们是为自己劳动。”他们迸发出饱满的劳动热情，创造了更多的财富，有力地支援了战争。

1933年4月劳动人民委员部随机关从叶坪迁驻沙洲坝杨氏众厅。此后，刘少奇、朱荣生（1933年8月9日任命）任副。在1934年召开的“二苏大会”上，选举邓振询为。

劳动人民委员部于2001年按原貌修复开放，现为全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系统传统教育基地。

财政人民委员部旧址

财政人民委员部于1931年11月在叶坪成立，1933年4月迁驻沙洲坝新屋家杨兆洛祠堂，是苏区财政工作的最高行政机构，邓子恢、林伯渠先后任。 财政人民委员部主要职责是执行国家经济，计划岁入岁出，并管理国库、税收、公债、钱币、会计、银行、国有财产、合作社等事项。财政人民委员部共设有会计局、公债管理局、审计处（以后分离出来，成立审计委员会），税务局，国库管理局，没收征发局、总务局、国有财产管理局等，工作人员最多时达100余人。

财政人民委员部成立后，统一了苏区财政，强化预决算，厉行节约，同时又积极筹措资金，增加收入，保证了战争的供给和苏维埃的支出。

苏维埃财政收入的来源：一是靠税收。苏区实行统一的累进税，税的种类分为商业税、农业税、工业税三种；二是向一切剥削者进行没收和征发；三是靠发展国民经济。此外发行公债也是集中财力，支持战争和加速苏区经济建设的有效手段。财政部于1932年6月由国家银行代理发行短期战争公债60万元，10月发行第二期战争公债120万元，1933年7月2日又发行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

1934年7月，财政人民委员部从沙洲坝迁驻云石山，10月参加了二万

五千里长征。

财政人民委员部于1996年财政部拨款进行维修开放，现为全国财政系统传统教育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旧址

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是苏维埃负责制定苏区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实行经济综合管理的重要工作部门，1933年2月在瑞金沙洲坝成立，邓子恢、林伯渠、吴亮平先后任。1933年4月，国民经济委员会成立，委员有邓子恢、张闻天、项英、吴亮平、胡海、陈荣、刘炳奎等8人。

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内设调查统计局、设计局、粮食调剂局、合作社指导委员会、对外贸易局、国有企业管理局、总务处等机构。1934年4月28日，人民委员会颁布等5号训令，规定与说明国民经济部与内务、财政、司法、教育各部的工作关系与组织划分，在专门行政机关——农业部、工业部、交通部、国内外贸易部等未设立以前，这些机关的行政机关，全部一部交由国民经济部管理，过去由财政部管理的一些工作，如粮食调剂局、合作社、对外贸易处等，暂行划归国民经济部、过去归司法部及省县裁判部管辖的劳动感化院，应将制造与营业的部分划归国民经济部，过去省县两级的粮食部、应归并于国民经济部的粮食科。

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是在根据地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增设的机构之一。在1933年8月间组织召开了南部17县和北部11县经济建设大会，按“集中一切力量保证战争需要”，适当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为原则，为全面推动和发展苏区的经济，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国民经济委员部成立的时间虽晚，在面对残酷的军事“围剿”与经济封锁所开展的一系列工作，确保了苏区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有力地支援了战争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

2001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拨款按原貌进行维修了这里，现为全国计委系统传统教育基地,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纪委监察部旧址

党务委员会于1934年1月在瑞金成立，她是苏区时期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在沙洲坝下肖办公。工农检察部（后改称工农检察委员会），于1931年11月在瑞金成立。她是苏区时期的行政监察机构，是监察部的前身。起初在叶坪谢氏宗祠办公，后迁至沙洲坝新茶亭办公。这二处旧址因年久失修。在政治局常委、纪委同志和处、纪委副同志的亲切关怀下，2006年4月，纪委、监察部，江西省拔出专款，按照复原修复、便于管理、集中参观的原则，将两处旧址移到这里合并重建。这项工程于2006年5月开工，今年6月全面竣工。旧址总占地面积3681平方米，建筑面积847平方米。

这是党务委员会董必武的卧室兼办公室。 董必武于1932年从莫斯科回国后进入苏区瑞金。在苏区担任过党校校长、最高院长、工农民主执行委员、工农检察委员会副等，他于1934年1月担任党务委员会，他亲自接待来

访群众，亲自查办案件。

这是党务会员会办公室。 党务委员会的职责是：维护党的总路线的贯彻执行，监督检查党内违反党章破坏党纪不遵守党的决议及官僚腐化行为。这一机构的建立为纯洁党员队伍，加强苏区党的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是工农检察部何叔衡卧室兼办公室。 何叔衡1931年11月从上海进入苏区瑞金。在苏区他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委员、工农检察人员委员、内务人民委员和临时法庭等，他于1931年11月担任工农检察部。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24日，从江西转移福建途中，在长汀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59岁。 这是工农检察委员会项英的住房兼办公室。

项英1931年初从上海进入苏区。苏区期间他担任过苏区局代理、临时副等职。

这是工农检察委员会办公室。工农检察委员会的职责是：监督检查苏维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正确执行、条例、法令、训令，惩治贪污浪费、官僚腐化等。这一机构的建立对于保政政令畅通，廉洁苏区，加强苏区干伍作风建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是控告局。她是设在工农检察委员会之下的一个部门。专门接受工农群众的控告。控告局设一人，调查员2—3人。凡向控告局投递的控告书，必须署控告人的真名和控告人住址。无名的控告书一概不受理。对诬告者，移交法庭严厉制裁。

这是巡视员办公室。当时苏区为了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了解党和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情况。建立了代表联系制度、建立各种委员会和建立巡视制度，要求每个部门都要建立巡视员。对本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落实，听取基层的反映和呼声。

红色中华新闻台

1931年后，中国党和一些进步团体、组织纷纷开办通讯社。主要有中国工农通讯社、红色中华通讯社、国际新闻社等等。

红色中华通讯社。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1931年11月7日在瑞金叶坪举行的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成立。大会期间，开始用无线电对国内外播发“一苏大会”的新闻。

1933年5月，红中社成立了自己的新闻台——红色中华新闻台，红色中华新闻台的日常主要业务工作，一是抄收通讯社播发的国内外新闻；二是将抄收的重要消息编成《每日电讯》（1933年后改为《无线电日讯》），供领导参阅；三是编辑《红色中华》报在全苏区发行；四是向全国播发新闻稿件等。1934年10月红军主力突围长征时，红中社部分工作人员随军长征，部分人员留守苏区。留守人员在瞿秋白领导下坚持出版发行《红色中华》报到1935年

1月。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在陕西瓦窑堡恢复广播。1937年1月迁到延安，决定将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为新华通讯社。

为筹建红色中华新闻台，1931年初，、朱德在签发的两个命令中，特别强调各必须注意缴获敌人的无线电设备，不得破坏，不久，红军无线电总队和红军通讯学校成立，培养了一批无线电专业人才，为红色中华新闻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同年八月，为迎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苏区在叶坪筹建新闻广播电台。11月7日，大会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个新闻广播电台——红色中华新闻台在瑞金叶坪正式成立并进行了第一次广播。红色中华新闻台的旧址位于江西瑞金市沙洲坝大布村大树下村民小组。红色中华新闻台旧址修复将按照历史原状，旧址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为江南客家土木结构，共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工作人员卧室、工作室，第二部分为历史陈列馆。国家广电总局已经决定，旧址修复后，将瑞金列为全国广播电影电视干部职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红色中华新闻台宣传了中国党的各项主张，为新中国的创建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土地人民委员部山林水利局旧址

山林水利局于1931年11月成立,是苏区山林水利工作的领导机构,隶属于土地人民委员部。

山林水利局内设水利、山林、总务三个科，首任由土地人民委员部胡海兼任，李崇林、胡魁元先后接任。

山林水利局主要职能是，负责植树、育林、护林、木材采伐销售，林产品加工出口，水车等木制器具的修复、添臵，管理和指导河堤、陂圳、池塘的修筑与开发等。

山林水利局成立后，积极开展各项水利工作，大力植树造林，培育树木，开垦茺山，促进农业生产，以及组织木竹、茶油、土纸等农产品出口，以换取苏区农民匮乏的日用必需品，打破敌人经济封锁。山林水利局卓有成效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苏维埃经济建设和战争的开展，巩固了苏维埃红色政权。

山林水利局始设于叶坪谢氏宗祠，1933年4月随机关迁至沙洲坝办公。1934年7月，迁驻云石山，同年10月，随土地部编入纵队，离开瑞金，进行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