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江西诗派 1、江西诗派是宋代影响最大的一个诗歌流派，江西诗派有一祖三宗之说，一祖为杜甫，三宗是黄庭坚、陈师道和陈与义。2、得名于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3、领袖是黄庭坚，其它主要人物有：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韩驹等。4、江西诗派的特色有三：一是诗派为观念性的社集；二是以风格和师承为判断的根据，非地域之划分，入诗派的并非都是江西人；三江西诗派是元佑学术的一部分，是作为“绍述”政治的对立物而发展起来的，其盛衰与政局有密切的联系。5、创作主张及特色有：重视句法、喜用拗句；用典以故为新、变俗为雅；风格生新瘦硬，但兼有浏亮芊绵。
（二）苏门四学士： 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的并称。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黄、秦、晁、张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在苏轼的众多门生和崇拜者中，他最欣赏和重视这四个人。最先将他们的名字并提和加以宣传的就是苏轼本人。“苏门四学士”这一称号只是表明这四位作家得到过苏轼的垂青和指导，接受过他的文学影响，而并不意味着他们或他们与苏轼可以统称为一个文学流派。实际上四学士造诣各异，受苏轼影响的程度有差别，文学风格也大不相同。比如黄庭坚的诗自创流派，与苏轼并称苏黄；秦观的主要成就在词，但是他的词却不走苏轼的路子，而专以纤丽婉约见长。 （三）“诚斋体”是南宋诗人杨万里诗歌创作的特色。“诚斋体”的特点，最突出的是善于敏锐地发现与迅速地把握自然万物和日常生活中常人难以发现的或容易忽视的富有情趣与美感的景象。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注意在景物的描写中融入自己的主观领悟与体验，使之带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理趣。
（四）花间词人
五代时后蜀赵崇祚选录了温庭筠、韦庄等十八家的词为《花间集》。他们在词风上大体一致，在内容上多写男女情爱，把视野完全转向女性的姿色和生活情状，特别是她们的内心生活；在艺术上则是文采繁华、轻柔艳丽，崇尚雕饰，追求婉媚，充溢着脂香腻粉的气味，后人因之称为花间词人。
（五）易安体
因李清照号易安居士，故其词称为“易安体”，其特点有三，其一，用通俗易懂的文学语言和明白流畅的音律声调作词其二，“易安体”融入了国家兴亡的深悲巨痛，又不失婉约词的本色，具有凄婉悲怆的格调其三，“易安体”有倜傥丈夫气。
（六）格律词派
“骚雅词派”既是南宋末期规模最大、作家最多的一个词学流派，又是成就卓然、理
论与实践并重的一个文人群体。这个词派之所以被称为“骚雅”，是因为其中大多数词人的艺术渊源都植根于《楚辞》特别是《离骚》之中，
姜夔词具有“骚雅”的特色，因此，后人把以姜夔为代表的一些南宋词人合称为“骚雅派”。其中包括南宋中后期的姜夔、吴文英、史达祖、高观国、张炎、王沂孙、周密等人。他们更注重人工思力的安排，和周邦彦较为相近。但他们在风格上有更明确和自觉的追求，更注重发挥传统的“雅”与“骚”的传统。所谓“雅”是指他们都受时代濡染，以雅相标榜，以雅为美学理想。所谓“骚”是指以诗人的笔法入词，侧重继承以《离骚》为开创和代表的，以表现自我、抒发自我的主观性描写为主要目的的抒情传统用。姜夔是这一词派的最高代表。
《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他在词作的下片一连用了三个典故：张翰闻西风而起莼鲈之
思、许汜求田问舍为刘备不齿、桓温流年易逝之叹。对这三个典故，论者多孤立论之或干脆揉作一团取其大意。我则以为，其内在的“情感流”值得细细琢磨。
第一个典故——“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作者对闻西风而起莼鲈之思的季鹰是怎样的态度呢？论者一般抓住“休说”二字阐发，以为表达了对这种为鲈鱼之美而还乡的行为的否定。辛弃疾固然是一个胸怀利器，积极出世，希望建功立业的人，但是，我觉得他用这个典故的最主要目的恐怕不在此， “伤心人”当“别有怀抱”。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如果读一读辛词中的那些写于赋闲时期的清新小令，就可以看出，虽然在很多作品之中笼罩着挥之难去的忧愤，但是不乏抒写乡思，赞颂平淡生活之作。联系全词，作者恐怕是拿张翰（季鹰）和自己作对比——季鹰有乡可归，而自己纵然乡思无限，却有乡难归，因为故乡仍在金人的铁蹄蹂躏之下呻吟。这个典故所抒发的主要就是这种有乡难归的苦痛。
第二个典故——“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先说“怕应”二字。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是“恐怕应该”的意思，是一种较为婉转的价值判断。那么到底是谁“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呢？是许汜还是“我”？很多文章对此争论不休，其实二者从根本上说，是统一的。因为说到底，表达的是“我”的一种人生态度。因此，绝大多数文章都认为作者用这个典故是批评不肯背负匹夫之责只求个人安逸享乐的人，表达了作者欲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以北伐抗金为第一要务的高尚品质。我认为鉴赏到这里，应该是有足够的深度了，不过，如果联系上面的那个典故，我觉得此处同时表达了这样一种苦痛：不仅有乡难归，而且难以做到随遇而安，就此终老。苏轼被贬却能“此心安处是吾乡”，所以他在黄州时还想过在沙湖买田终老。相比之下，辛弃疾就没法子这样“洒脱”——如何能放弃自己的远大抱负和匹夫之责，也来个“求田问舍”呢？如果这样做，岂不是将令雄才大略的刘备们所不齿？有乡归不得，就此终老又难以“心安”，这种矛盾怎不愁煞人呢？
愁情集聚至此，作者仍未煞住，又推向了另外一层，这就是第三个典故——“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尤如此”。当迷局难以破解的时候，当苦痛难以申抒的时候，时间或许是唯一的良方。可是，岁月不居，流年易逝，“人生几何”呢？写作这首词时，辛弃疾当是三十五岁，按理当是壮年，不致有“逝者如斯”之叹，但是因为此时他已南渡十二载，一直未得到北伐抗金的机会，所以，逝去的十余年对于一个文武双全抱负远大的英雄来说，怎么不让人伤感呢？
大好时光白白虚度，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来日依旧模糊不可期，这是一种怎样的悲哀啊！今天，有乡不能回，有土不能居；在如流水般滑过的青春岁月里，自己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此去经年，是否仍只能“梦回吹角连营”？辛弃疾找不到答案，心中只有难以止息的矛盾如水般汹涌奔袭、无法排遣，所以，在末尾，他只能一声长叹：“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与岳飞的“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何其相似！壮年英雄的末路之叹，难道不也催臓人心么？
三个典故，将作者的愁情逐层剥开，递相展示出来，极尽沉郁雄浑之美，堪称辛词中的精品。
永遇乐用典
孙权以区区江东之地，抗衡曹魏，开疆拓土，造成了三国鼎峙的局面。尽管斗转星移，沧桑屡变，歌台舞榭，遗迹沦湮，然而他的英雄业绩则是和千古江山相辉映的。刘裕是在贫寒、势单力薄的情况下逐渐壮大的。以京口为基地，削平了内乱，取代了东晋政权。他曾两度挥戈北伐，收复了黄河以南大片故土。这些振奋人心的历史事实，被形象地概括在“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三句话里。英雄人物留给后人的印象是深刻的，因而“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传说中他的故居遗迹，还能引起人们的瞻慕追怀。在这里，作者发的是思
古之幽情，写的是现实的感慨。无论是孙权或刘裕，都是从百战中开创基业，建国东南的。这和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于江左、忍气吞声的懦怯表现，是多么鲜明的对照！
“元嘉草草”三句，用古事影射现实，尖锐地提出一个历史教训。这是第一层。 史称南朝宋文帝刘义隆“自践位以来，有恢复河南之志”（见《资治通鉴•宋纪》）。他曾三次北伐，都没有成功，特别是元嘉二十七年（450）最后一次，失败得更惨。用兵之前，他听取彭城太守王玄谟陈北伐之策，非常激动，说：“闻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见《宋书•王玄谟传》。《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卫青、霍去病各统大军分道出塞与匈奴战，皆大胜，霍去病于是“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封、禅，谓积土为坛于山上，祭天曰封，祭地曰禅，报天地之功，为战胜也。“有封狼居胥意”谓有北伐必胜的信心。当时分据在北中国的元魏，并非无隙可乘；南北军事实力的对比，北方也并不占优势。倘能妥为筹画，虑而后动，虽未必能成就一番开天辟地的伟业，然而收复一部分河南旧地，则是完全可能的。无如宋文帝急于事功，头脑发热，听不进老臣宿将的意见，轻启兵端。结果不仅没有得到预期的胜利，反而招致元魏拓跋焘大举南侵，弄得两淮残破，胡马饮江，国势一蹶而不振了①。这一历史事实，对当时现实所提供的历史鉴戒，是发人深省的。辛弃疾是在语重心长地告诫南宋朝廷：要慎重啊！你看，元嘉北伐，由于草草从事，“封狼居胥”的壮举，只落得“仓皇北顾”的哀愁。 这首词最大的艺术特色在于善用典故。辛弃疾是很会用典的，他作此词时，已年届六旬。人上了年纪，自然喜欢讲古，再加之题为“怀古”，托古讽今，不用典故行吗?全词用典虽多，却都相当贴切恰当，不仅没有妨碍思想，而且用简炼的语句，表现了丰富的内容，非一般“掉书袋”可比。首先，词人将典故与现实巧妙对照。词中所选典故，均与京口北固亭相吻合，与帝王将相有关，且远涉前代南北分离史事。使用这些典故，可直而不露、隐而不晦地与南宋统治者进行类比或对比。如用孙权、刘裕的英雄壮举，对比南宋统治者的屈辱妥协，让人何等郁郁于怀；用刘义隆草率北伐，急于“封狼居胥”，建盖世奇功，反遭惨败，来类比韩倔胄不修战备、轻战冒进的路线，使人多么提心吊胆；用廉颇被谗的故事，类比南宋践踏人材，令人久久扼腕长叹。其中，以刘宋比南宋，以北魏比金国，以刘义隆、王玄谟昏君庸臣比现实生活中的宋宁宗、韩位胄，足见用典之精，又显作者胆量之大，不畏当权者。其次，将典故当为形象的画面、生动的语言。若用典多且不好，如沙入眼中；用得多且好，可收言简意丰之功效。词中所用典故，都是经过了再创作，毫无面目刻板、呆滞生涩之感。写刘裕北面破敌，“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其英武形象跃然纸上；写刘义隆草率北进，“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其狼狈情状现于眼前；写拓跋焘庆功的场面，“一片神鸦社鼓”，其喧嚷之声闻于耳畔；写自己年岁老大，“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其怨愤之情萦绕笔端。一个个典故，在作者笔下化成了一幅幅活生生的图画，使读者宜于理解、乐
于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