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改革开放三十年

[编者按]2008年10月10日,诗刊社与天津市作家协会在天津联合举办了一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诗歌创作座谈会,与此同时,我们又约请诗歌界几位知名人士就诗歌与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一主题发表意见。我们在此基础上摘要发表有关观点。

林希(诗人、小说家):改革开放,平反冤假错案,在我是有切身感触的。1980年,忽然告诉我,你的事没有了。平反,回到文学岗位。我开始写诗,用一颗赤子之心,从我的遭遇中,反思民族的命运。要感谢那个时代虔诚的读者,我的一组《无名河》得到读者肯定,后来还得了大奖。

从诗歌觉得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时代,能有如此真诚的心灵去歌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

诗人应该活得更有尊严一些。

改革开放进程中也出现一些新问题。在剧烈分化的社会动荡中,一些诗人失去了勇气和责任。严肃的读者不难发现,欲望写作的潜流已经潜入诗坛,而更多严肃诗人的作品,却以销路不畅为借口被拒之于出版社大门之外。

当诗人的眼睛里不再充满泪水,诗歌就不再是时代的声音。我们痛苦地发现,诗人们珍贵的眼泪在民族巨大灾难的时候涌现,原来中国诗人并没有失却良知,但我们更有权利期待诗人们能在社会兴旺时期对我们的生活做出深刻的思考,我们期待听到历史真实的声音,我们有权利听到诗人真诚的歌声。

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尽管诗歌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尽管诗人对诗歌生存状态的不满由来已久,尽管我们深信一种枯竭而单调的诗歌不可能永存,即使在严酷的时代,诗歌变革的潜流依然在无畏地积聚并等待着冲决。但显然,要是没有一个广阔的背景,没有一个强大的支持,在中国,一切的可能也将成为不可能。所以,我始终认定,是思想的促进了艺术的,伟大的时代将造就伟大的诗歌。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诗歌的浮出水面,是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步相伴随的。经历了意识形态的冲击和现代经济的谋求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而包括写作权利在内的许多权利,在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年得以极大的发展。 我谈两个问题。一个是写作的自由。我们可以想想它争取的过程以及它在今天所拥有的程度。当然也有新问题。下半身、垃圾派的出现,从客观上证明这是历史的宽容,但中国人能否学会使用这种自由?自由不能滥用。诗歌界的一些乱象,就是自由滥用的结果。

第二个问题,技术的成熟,以及在文本方面的复杂,并没有使诗歌建立起应有的信誉。面对一个具体文本,可能会说很不错,经得起语境转换。现在来看,八十年代最复杂的写作也显得简单了,有些不过是中学生的写作水平。过去主要强调伦理学意义上的真善美,今天,不仅要写真善美,而且要写出整个世界的复杂性。今天的诗歌更成人化了。如果说朦胧诗是诗歌的青春期,今天的新诗写作则走到了成人期。技术含量比朦胧诗更高了,但为什么在整个文化格局中,诗人却没有建立起应有的地位呢?

没有办法很快改变。对诗歌传统的根基因素,我们还是应该乐观的。今天怎样来传承我们的传统,还要拭目以待。道路是漫长的。相信巨人不会是有祈求就能出现的,这需要文化的长期积累。

林雪(诗人、《天津文学》编辑):2005年前后,我对沈阳铁西区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向往,那时每天都坐着公交车去那里转。工人村、商业街、已经拆迁的工厂、车间、工人宿舍和食堂等等。那时,作为一名媒体工作者,生活在那个城市的市民,有一种本能的直觉,就是你将要亲眼见证一些东西的消失,也亲眼要看见一些东西的建立。是那种要作为见证人的意识。八十年代以前,沈阳是个功勋的、光荣的、英雄的城市。工人阶级骑着自行车后面夹个饭盒,

迎着朝阳,走到每个副部级的大厂,那个时候,工人阶级的身份是非常明确的,内心充满了光荣和骄傲。现在和铁西区的下岗工人聊天时,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完全改变了。 所以,写与那里的工人命运有关的诗歌,就不能粉饰现实。底层写作的概念虽然有些问题,但是在这个写作的潮流里面,我们看到了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许多诗里的主人公,都是人生超出想象力的忍耐,和崩溃前的沉默。工厂的住宅,白天满是失业的、无所事事的人们。太阳升起落下,人们饮食男女。零星的小商贩生意给这里带来一点商品气息。晚上,各家交错的炖菜味儿,又给这里添加了市井的酸败的味道。

社会主义文化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创造的文化,我们应该回过头来向这个文化寻找资源。这个资源指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爱、美、真诚等等。人类的基本价值尺度都在消失,人越来越富裕,但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隔阂。而诗歌就是要往这里面注入一些温情的东西,反对遗忘,建筑纪念。要有一种类似责任或使命的感情:去变成他们的声音,将他们的价值虚无。人们越生活得无言,诗歌越应该为之呐喊,越要重新找到一个时代道德精神上的起点和支点,战胜那种集体内心的空洞虚无。我觉得这就是诗歌的意义。

刘功业(诗人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院驻会签约作家):三十年来的诗歌发展,最突出的就是诗人和诗歌社团的广泛崛起,学生刊物和民刊的蓬勃出现。诗歌的发展,也显现了自由的艺术精神与开放的思想潮流正在越来越被人接受。

我们这一代人,是踏着改革开放的鼓点走进大学校门的。当年,北大的未名湖,武汉的珞珈山,我们山东大学的云帆,吉林大学的学生社团,学生刊物,都成为全国的旗帜。

后来,诗歌重归象牙之塔。疏远了大众情感,也疏远了百姓心灵,成为个人的独吟、语言的玩物。诗歌和诗人在经济的压力中承担着难以承担的历史责任和社会担当。近些年来,很少有诗集能在出版社里正大光明地出版。连高考,都取消了诗歌。诗歌成为最早以买书号的形式面世的自费出版物。这让因习惯了懒惰和依附着吃软饭的出版社,最先尝到了可以从生活穷困、精神富有的诗人身上再剥一层皮的快感。诗歌和诗人。背负沉重,却依然激情如火。以优秀的素质传承于世的诗歌,永远是时代的编年史,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见证者,是永远不会临阵脱逃的战士与歌者。

真正的好诗,并没有远离生活,远离民生,体现出了诗人们永远无法被世俗功利和金钱财富所泯灭的高蹈情怀。令人感动的诗歌,充满了激情,也关注着民生。既有语言上的精粹和纯熟的艺术之美,又匍匐于底层与世俗的生活里,发掘着诗歌思想与艺术的最+美最真的精髓。从民众的生存视角,洞悉更高的生命哲学意义。

杨志学(《诗刊》一编室副主任):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诗歌有过两次大的浪潮。一是改革开放初期,诗歌具有启蒙意义。以诗的形式吹响了思想的号角:二是八十年代中期,诗歌流派纷呈,显示在文本道路上巨大的迈进和实绩。这两次大的浪潮,也可以说是新时期诗歌的两座山峰。越过这两座山峰,中国诗歌向着大海流淌。现在是诗歌无主潮时 代,但也可以说是最丰富最开阔的时代。

三十年改革开放,使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诗歌传播是一个庄严的时代课题。当前的诗歌传播可以说是多方位的。主流媒体、民刊、网络诗歌,以及各种类型的诗歌活动,构成了诗歌传播的四大主要力量。这一切,没有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没有物质基础的依附,是不可想象的。围绕上述几种不同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力量,形成了不同的诗歌群体。不同诗歌群体在艺术立场、诗歌主张方面有分歧,但是可以共存。

诗歌的政治价值大于它的文本价值的时候,就不是一种好的状态。如“”时期的诗歌,政治价值大于甚至淹没了它的文本价值。

今天诗人们写地震这样的灾难,表现出了各种各样的写法。今年的地震诗歌,抗冰雪诗歌。就不能说它们只具有文献意义,许多诗很深刻、很感人,注重艺术表达。估计会有一些作品在艺术价值和文本意义上留下来。这也体现了时代发展与诗歌的进步。

我还想提一个问题:像诗歌这样的独特的精神产品,在经济高速发展和全球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能否产业化?诗歌产业化是否一定会带来低俗化? 不可否认。诗歌的经典时代已经结束,今天很难再出现艾青那样的大师级人物(即使今天的诗人付出了比艾青更大的努力)。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诗歌的默默的存在。在多重价值、多重形态的时代,诗歌除了自身的文本价值,还具有对抗不合理现实的批判维度,这永远是诗歌的光荣与高贵之所在。

张大为(天津市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这三十年来的诗歌文化意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第一阶段。19年是一个关键的点。这一段的文化意识,主要体现在文化焦虑上。朦胧诗中的文化焦虑最明显。也对现存的文化秩序进行了质疑和批判。我曾经把朦胧诗的文化主体性称为心理学主体。朦胧诗从民间到国外的轨迹,在现实的文化秩序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种文化焦虑的最后是进而对诗歌本身的质疑。这在第三代诗歌中达到一个极致。

第二阶段是在19年之后的上世纪九十年代诗歌。在这时的诗歌批评当中,最热的术语是边缘化。人们以各种表述方式,反反复复地描述这种边缘化的悲情的状态。朦胧诗人迫于各种各样的压力。是被动的放逐。九十年代诗歌不仅放弃了中心,也放弃了文化主体性,成为一个被生产的客体,呈现出被无穷客体化的失重状态。这是对文化主体性的放弃。

第三阶段,进入了新世纪,是诗歌主体意识的重建。关于知识分子和民间写作的大争论,当时给大家以有点无谓之争的印象。不过今天看来。这好像可以标志着诗歌内部的自我离间效果。当一个主体把自己当做客体来考量的时候,这时表现了一种更坚实的主体性。人们常说介入性的写作,如果你是一个客体,就谈不上介入。诗歌伦理,打工诗歌,底层写作。都体现了诗歌重新介入和重新书写文化秩序的主体意识。从这一点上看,从世纪之交,到今天,是诗歌的文化主体意识的重建阶段。

张桃洲(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教授):综观这三十年中国诗歌的发展,我认为还应该充分肯定它是不断进步的,似乎可以用这么几句话来概括:诗人辈出、作品纷呈,成就巨大、问题重重。

我大致赞同张大为对这三十年诗歌基本线索、阶段和特征的描述,但我觉得稍显简单了。比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前后之所以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我以为就不能仅仅用主体的原因进行解释,应着眼于诗歌与时代的关系这一角度予以考察。在九十年代以前,诗歌与时代始终保持着某种紧张的张力关系。诗歌参与了那个年代的社会文化活动,如“朦胧诗”对历史进行批判的英雄姿态、“第三代诗”对社会乃至语言做出的反叛姿态等,都表明诗歌以强悍的力量(虽然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其背后是一种整体历史观)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时期的诗歌写作,是当时文化对抗的产物并参与了那种文化对抗,因而与彼时的各种文化活动、现象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但是,在经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震荡之后。诗歌与时代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诗歌自身内部出现了,而且它与社会文化的整一关系遭到了破坏。诗歌成了破碎时代的一个镜象。虽然此际诗歌写作的技术和语言越来越娴熟(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也应该得到相应的肯定性评价),却得不到公众的认可,诗人的正面形象也难以树立起来,这是为什么?我想这是因为,当固有的文化对抗消失后,诗歌陷入了一种没有压力、而压力又无处不在的“无物之阵”中,一时找不到将自身撑起来的支点。以往诗歌中的种种异端、先锋、实验性极强的写作,已经最大限度地获得了认可,诗歌似乎失去了重新创造的动力。有人说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诗歌处于边缘了、不被承认了,于是对它横加指责,说诗歌没有直面现实生活、没有承担社会的重大事件,云云。这其实只看到了诗歌在当下的某些表象,而未能分析出现这种情形的错综复杂的原因。

我以为,在诗歌无法回到一种文化张力的背景下,诗人们应该自己寻求创造的动力。这并非要求诗歌重新归于对抗,而是呼唤诗歌应该始终葆有一种批评的能力、清醒的意识和自省的精神。只有经过反省的诗歌才是有价值的。

刘希全(诗人、《光明日报》出版发行部主任、高级记者):中国诗歌三十年来发展最重要的有三个方面:

第一,思想的和“人”的归来。在这里,我想说一下1978年《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前不久,由于工作上的原因,我又看到了这篇文章的原始资料,上面一次次的改动,观点上的一次次充实,让人十分感慨。思想表现在各个领域,比如,在经济发展方面,1992年的关于姓“社”和姓“资”的讨论,以及1997年的姓“公”姓“私”的讨论,都极大地了人们的思想。在文化、艺术等领域,也是如此,许多封闭的、堵塞的、落后的思想观念被突破、被摈除。

在思想中,我们看到了人的主体性的复苏。从前的那种“我是一粒沙子”。“我是一颗螺丝钉”等所谓的诗歌,那种政治图解诗,由于其中没有真正的“人”,而被人们摈弃。在思想中,诗人们以具有价值和思考能力的自我,重新审视现实和生活,重新审视自身和世界,写出了大量的感人的诗篇。

第二点是多元化。首先是多元化的思维。诗人们放开了视野,并积极从国内外的优秀文化中,汲取多方面的营养,思维不再是单一的,不再是“非此即彼”的思维判断,而是多元思维、多向思维,并且把思维的触角延伸得很深很远。诗人们对什么是真正的诗,对什么是汉语诗歌写作。对诗歌语言本身等都有了崭新的,与从前完全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认识。从前认为是诗的,现在可能认为不是诗,而过去认为不是诗的,现在则可能认为是真正的诗。甚至,对“诗人”的定义,现在人们的看法也与过去不同。这说明,我们的审美心理、我们的审美结构也发 生了深刻变化。多元化的另一个表现,则是在题材、体裁、风格、流派、创作方法和艺术表现手段方面的丰富多彩。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诗回到了诗。诗人不再给诗歌加上诸多的社会功能了。目前的诗歌,我指的是大部分诗歌,变得真实、自由、亲切、自然了。这一点,近年来的诗歌表现得更为明显,不张扬、不炫耀,注重内在,注重诗歌本身。

黄桂元(《文学自由谈》副主编):“三十而立”可以概括新时期的小说形态,却无法表证诗歌的运行轨迹。“新诗潮”萌动期甚至应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那些令人尊敬的诗人。文学本身是富有弹性的,包含了最高值和最低值。最高值便是诗歌,最低值则什么都有可能。 汶川大地震突降之后,做出“第一反应”的是无数写诗者。我之所以回避“诗人”的称谓,是因为其写作主体多为普通民众,诗歌以集团的方式迅速进入了公众视野。不仅波及到权威主流媒体和各类行业报刊,更是覆盖了所有的民间刊物、草根网站。 诗潮退去,焦点转移,只有少数真正的诗人仍在原位空空荡荡地坚守。哀痛作为诗歌创伤记忆的一种储存形式,已成为当今商业社会的稀有品质。市场机制的改变,促使社会文化逐渐完成了从泛政治化到泛娱乐化的转型,新时期文学进程与之共舞,一度甚至发生“空转”,也只有诗歌还懂得哀痛。还有精神痛感,并始终坚忍跋涉在未知终旅的生命之途。这个世界诱惑太多,热点太多,光环太多,只有真正的诗人能够拒绝招安,警觉异化,呼唤良知,身无分文而心忧天下。他们最清贫也最富有、最落魄也最尊贵。漂泊的宿命。决定了诗人必然是永远的怀疑主义者和永远的理想主义者。诗歌是一道“在路上”的移动风景。漂泊是诗歌的精神故乡与心灵家园。

冯景元(诗人、《天津通俗小说报》原主编):本来没有准备,听了大家的发言,有了些感受,1978年的时候,我35岁,一直过来的。也许是老天造就了诗歌界,1976年“四人帮”倒台,是中华民族人心最统一的时候。三十年后,汶川大地震,又出现了诗歌爆发,但是有很多表面化的东西。连年热的小品。却在汶川大地震中消失了。为什么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这应该反

思和总结,在这样时代的关键历史时刻,为什么又恰恰是诗,能发出这样汇聚真情、感染世人的巨大力量?

诗是力量,是草是芦苇。诗是主观的,不是旁观的。诗歌的底层支撑作用很重要。首先不能妄自菲薄了自己。不能忘记,正是诗歌支撑了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诗人的称号非常好。因为首先是人。诗,是不死的。

段光安(天津九三学社):近三十年知识裂变发展,传统的纸质阅读多数已被影视和网络传媒所取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发生重大改变。某些艺术由主体走向边缘也就成为必然。诸如诗歌、书法、京剧等发展空间极为有限。就像蜡烛已被电灯所取代,因为它很美,仍作为照明的象征用于祭奠或庆典,依然存在着。我认为,诗现在才真正得到,诗人成为普通人,不必承载过多。当代诗人已没有什么光环和桂冠而言,已从高坛上走下,却未失去傲骨。慢慢品尝自己的血,自觉、觉他。诗像纸质阅读已处于边缘,却不会消失。诗像烛火已不作为照明工具,却在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持久呈现。

“中山全球通杯·改革开放颂”全国诗歌大赛揭晓

从今年年初在广东中山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大赛正式启动,到今年十一月征稿截止。倍受诗歌界瞩目的“中山全球通杯·改革开放颂”全国诗歌大赛结束。大赛共收到来稿一千七百多份,计有诗作八千多首。众多作品激情洋溢,手法多样,其中流露出来的是一颗颗关心祖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热诚的心。在大赛进程中,主办方、协办方领导对大赛活动高度重视,多次就大赛事宜进行及时交流、磋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从经费方面全力保障,保证了大赛活动的顺利进行和成功。感谢全国诗人、诗歌爱好者对此次活动的热情参与和大力支持!

评委会认真研读参赛稿件,评出了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的获奖作品。丘树宏、雷抒雁的诗作虽得到高度评价,但因与主办方有较密切关系,被列为特别奖,不颁发奖金。现将大赛评委会组成名单和获奖名单公布如下: 评委会组成名单:

主任:叶延滨(《诗刊》主编)

副主任:陈旭(中山宣传部副) 胡伟(广东移动公司中山分公司总经理) 评委:叶延滨(《诗刊》主编)

吴思敬(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导) 杨匡满(《中国作家》原常务副主编) 李小雨(《诗刊》副主编) 林莽(《诗刊》二编室主任) 评奖办公室:

主任:杨志学、李卓文

成员:李容焕、周所同、向兵、高立林、罗军 获奖名单:

特别奖:丘树宏《珠海,珠海„„》(交响音诗) 雷抒雁《大道》(外一首)

一等奖:阎志《城市的和解》(组诗) 二等奖:傅大为《天地伟业》(二首) 华万里《重庆城乡交响曲》(组诗) 普冬《中国,你好》

刘立云《三个中人,三个中国农民的儿子》 梁平《通天之路》(长诗节选)

三等奖:罗 筱、刘功业、孙晓杰、汤松波、林染、杨泽远、陈人杰、李建华、郑小琼、阳飚

优秀奖:张、杨炳麟、徐明德、徐南鹏、郑集思、马治平、姚江平、叶舟、熊国太、大卫

赵克红、王浩洪、高若虹、周东浩、彭凯雷、陈修元、林海蓓、韩闽山、田斌、刘双红、 家乐、王顺彬、宣家江、赵历法、田传道